关于扬雄四赋作年两个问题.docVIP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两个问题摘要：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关键词：扬雄；四赋作年；两个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92-04 扬雄四赋包括《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俱载《汉书#8226;扬雄传》（下称本传）。关于这四赋的作年，可据的主要有两则史料，一是本传所载扬雄的自序：“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 按这里的《校猎赋》，《文选》因其序中有“羽猎”二字而名之曰《羽猎赋》，后人多沿用此名，但本文仍用其本名。二是《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阳宫，赐从官。” 根据这两则史料，论者通常将前三赋系于元延二年，而将后一赋《长杨赋》系于元延三年。如沈钦韩《汉书疏证》卷33“奏甘泉赋”注：“愚按《成纪》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据此传下云其三月将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猎，不别年头，则为一年以内之事。奏《甘泉赋》当在元延二年，与纪文方合。” 沈氏系《甘泉赋》于元延二年，则与之同为“一年以内之事”的《河东赋》、《校猎赋》也作于该年。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元延二年：“扬雄作《甘泉赋》，大病。又作《河东赋》、《羽猎赋》。” 又三年：“扬雄作《长杨赋》。” 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元延二年：“扬雄四十三岁，春正月，从成帝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三月，扬雄作《河东赋》以讽。十二月，扬雄作《校猎赋》。” 又三年：“扬雄四十四岁，其秋，作《长杨赋》。” 此说影响甚大，几乎成为定论。然而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 一、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是否成立 按此说根据《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和本传所载前三赋的序，认为《甘泉赋》、《河东赋》与《校猎赋》同作于元延二年（前11）；然后根据本传中“明年”二字，将《长杨赋》系于元延三年（前10）。可是这样一来，就与《成帝纪》元延三年的记载相矛盾，因为该年根本没有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的记载；同时，也与《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相矛盾，因为唯有该年对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有记载。为了消除这个矛盾，论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成帝校猎除了元延二年那次之外，还有一次在元延三年；而且他们认为，元延三年这次成帝才“从胡客校猎”，而元延二年那次“无从胡客事”。如《资治通鉴》元延三年胡注引《考异》说：“然则从胡客校猎当在今年，《纪》因去年冬有羽猎事，致此误耳。” 如果成帝元延三年校猎存在的话，那么《成帝纪》为何没有记载呢？对此他们给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班固将元延三年校猎并入了元延二年校猎之中。如钱大昕《三史拾遗》说：“（元延）二年校猎无从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两事为一，则《纪》失之也。” 另一种解释则是班固将之省略了，如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说：“至于纪、传的互异，实在是两回的校猎，本纪仅载二年冬的，雄赋却为三年秋而作。” 可见该说假设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校猎”的存在，是以否定《成帝纪》元延二年成帝“从胡客校猎”的存在为前提。按论者对前三赋作年的考证，以《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和本传所载前三赋的序为基础，可见他们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还是尊重的。不过当他们对《长杨赋》的作年进行考证时，却只据本传中“明年”二字就将之系于元延三年，而对实际上是确定此赋作年的唯一可靠史料――《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不仅全无尊重，而且还将其中成帝“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轻率地改为“无从胡客”的一般校猎：这显然前后矛盾。然而，如果他们前面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尊重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后面的不尊重就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后面的不尊重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前面的尊重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前面的尊重是错误的，则后面的不尊重也必然错误，因为他们后面对《长杨赋》的考证以前三赋的考证为基础。可见不论哪一种情况的自相矛盾，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的不尊重都是错误的。既然《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必须尊重，不容否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