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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角下《大公报》白话文及清末开民智摘要：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开民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大公报》为实现“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宗旨，针对普通民众或大众的知识特点，开设“附件”专栏，刊登白话文，阐发浅显易懂的道理。《大公报》白话文中有很多反映爱德、合群、爱国的资料，指出民众没有爱德使得国家积弱积贫，揭露和批判了私德，主张培养民众的爱德心；分析了不合群的危害、合群的有利因素，探讨了民众爱国心缺失的原因，强调教习和报馆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责任重大。这是从思想领域即国民性角度对普通民众的开民智，展示了《大公报》白话文独特的媒介作用。《大公报》大力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尤其是运用白话文开民智的具体行动，将爱国的宣传通俗化、大众化也显得尤为难得，应当提炼和总结隐含于其中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智慧 关键词：清末；大公报；开民智；白话文；媒体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10-05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的媒体。该报创刊中即强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体现了《大公报》特殊的办报理念。西方传播学者与社会学者认为，“无论承认与否，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政策原则”，“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笔者在翻阅和仔细检视《大公报》时发现，为了实现办报理念，针对普通民众或大众的知识特点，该报自创刊起就开设“附件”专栏，刊登白话文，就社会上或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阐发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达到“化俗美意”的目的[3]。这一方面表明《大公报》刊登的白话文，是把普通民众作为开民智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说明《大公报》中开民智的白话文资料非常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文本基础。从群体规模或知识程度来看，清末社会开民智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毕竟他们“字不皆能识，书不尽能读，故虽有著书立说者，奈开卷而不解”，采用白话文则“俾粗识字者，皆得从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梦矣”，“是以知白话文之最足开人智也”。可见，用白话文“开民智”主要是“用其方便，重其效果”。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向民众倡导公德、合群、爱国成为知识分子和报人的责任。媒体是如何关注和回应“第一急务”的则非常值得探讨。因此，本文从媒体的角度，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大公报》白话文作为主要分析文本，结合历史语境，以普通民众为关注对象，解读《大公报》白话文在宣传爱德、合群、爱国，即从思想意识领域或国民性改造方面，如何体现媒体价值取向，如何运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开民智，以展现媒体的独特功能 1 梁启超尝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6](P12)在他眼里，私德有助于个人的完善，公德有助于群体的凝聚力。这一“基本的道德观既是集体主义的，也是进化的”。但中国传统社会偏重私德，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文化经典，“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长期受其影响，民众“不复知公德为何物”，“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在社会和国家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为改变对私德的偏重，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因而，清末知识分子将唤起民众的公德心作为开民智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的报人们在所刊出的白话文中没有用“公德”，而是用“爱德”。何谓爱德?“人有爱德，就是大公的心”，也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大公之心”是《大公报》倡导的国民精神之魂。故此，笔者以为《大公报》强调的“爱德”和梁启超倡导的“公德”实有相通之处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切要求广大民众觉醒起来，投身于强国保种的斗争中，无奈民众缺乏甚至没有爱德之心。《大公报》的报人们大声疾呼：“如今中国世道人心，败坏到这步天地，那里头的缘故……就是无爱德三个字。”这一认识较为准确，得到其他媒体的呼应：中国“积萎不振，日渐衰弱者，此何故哉?日：国民无公德故”。因此，《大公报》强调必须唤起民众的爱德心，“这个爱德，是我们中国如今最缺少的一样要紧事情” 革命志士陈天华指出中国人不讲公德的危害：“我们中国到这个地步，岂不是大家都不讲公德，只图私利吗?…，，若是大家都讲公德，凡公共的事件，尽心去做，别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外国的人，没有一个不讲公德的，所以强盛得很……若还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要灭的。”这一中外对比既说明不讲公德的危害之大，也表明西方人很讲公德、中国人没有公德的巨大差别。《大公报》上刊载的白话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家人没爱德，就不成一个家；一国人没爱德，就不成一个国。”这就表明“救中国，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