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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摘要：孙中山提出用纸币替代金银货币，但必须谨防滥发纸币，纸币发行的量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购买力要与商品可供量协调一致；为了防止纸币的滥发而贬值，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国家发行纸币必须以国家赋税收入作为保证，或以金银、货物和不动产作保证，实行货物发行保证制，从而有效防止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锚问题。中国目前确实存在货币无锚滥发的现实，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孙中山；货币革命论；货币锚；货物保证制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6-0014-07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制定出一套规模宏大的中国经济建设规划，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货币革命论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思想，对今天加深关于通胀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经济转型都极具启示意义 一、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向各列强国家银行借款无成，财政日显窘困。加之当时公私出纳皆用白银，中国白银数量又极为有限，无法满足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需要，现实经济活动中日渐呈现出现金周转困难的局面。当时的银行界对发行可兑换银行券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发行数量很少，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短缺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孙中山1912年12月3日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主张“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1](P544)，把货币革命提高到作为救亡的“非常之策”的历史高度。在随后（1917―1919年）完成的《建国方略之一》第二章“以用钱为证”中更加详细阐述了他的钱币革命论思想 孙中山主张国家依法发行纸币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以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由国家把法定的纸币向全国发行，取消金银作为货币，禁止金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即“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2](P175)“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场流行。”[3](P545)对于国民手中的金银铸币，“限期将市面现银之币收换，过期有仍用旧币者，加数没收充公，并严罚其授受之人。”[4](P547)孙中山在解释何以将这种币制改革称之为“钱币革命”时说道：“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财货溢于金银之千百万倍，故多数以纸票代之矣。就如同过去金银取代布帛刀贝一样，这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5](P545)他认为只要纸币“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银等耳。”[6](P175)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还写进了改革货币的条目：“改革货币：革新货币制度，以谋国内经济之进步。”[7](P5)孙中山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金银产量有限，满足不了商品交换流通的需要，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以承担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强调货币革命不仅是为了解决财政的一时困难，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把货币革命列为实施民生主义的三大措施之一 孙中山在论述他的以纸币替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思想时，反复强调货币的发行必须集中统一：“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8](P546)国家应直接控制货币发行量，使货币发行量与货币流通量相一致，以保证纸币能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而“生效力”。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中提出设立两个机构，“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9](P545)。孙中山强调国家发行的纸币要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就必须用政府的赋税来做抵押。两个机构的具体工作操作流程是：如政府每年赋税3亿，税务处便根据国家的预算命令如数发出债券给“纸币发行局”，纸币局又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10](P546)；而当税务处收回3亿元税款之后即把所收回的纸币如数交回货币销毁局，赎回债券。“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元（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11](P546)。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孙中山提出货币的发行准备也可借鉴日本，“其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12](P547)。1912年日本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孙中山提出仿效日本以金为定制，强调国家发行纸币除税收外，也可以将储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