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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报刊发展及公共领域建构【摘要】“公共领域”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不断献言献策，并对官吏进行监督，文人论政可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大公报》为例，试析我们近代报刊的发展对建构“公共领域”形成的促进作用，希望能为当下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报刊 公共领域 新记《大公报》 言论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对欧洲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一种理论表述，简而言之，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文人论政也可被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阐述它是如何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主持人的“励精图治”下，不断建言献策，监督官吏。 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阐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下的欧洲――以法、英、德为主要国家历史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认为这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正是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概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块公共领域，其类型又如何，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学术谜团已被破解得渐趋明晰，即现代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以地方绅商为主体，强调公益精神，与国家非对抗性的士绅公共领域，还存在着一个由现代都市知识分子构成，借助于新式公共空间(大学、媒介等)形成权势网络，并且带有批判色彩的公共领域。后者虽然有别于欧洲市民社会下典型的公共领域的若干特征，但从本质上讲仍归于哈氏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类型①。 二、新记《大公报》所建构的“公共领域” 　　1、历史背景 　　（1）市民社会的兴起奠定群众基础。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有着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社会阶层大量存在。从阶级组成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职业上看，主要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一私人领域的大量存在为公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 （2）动荡不安的时局埋下现实基础。朝代的更迭，战火的连绵使得民众的安全感一落千丈，公共利益愈加凸显。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现代出版业起步于19、20世纪之交，成长于1910年代，繁盛于20年代，固守于30年代，没落于40年代。这与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人社会”从萌发－聚合－联盟－分化－散落的行为轨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为发端，那么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出版进程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公共领域”成长史。 （3）从空间布局看，该时期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出版中心与周边、内地形成的信息传播渠道与辐射效应，是“公共领域”得以地域性拓展的先决条件。云集了商务、中华、开明等一大批卓越出版企业的上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以现代出版传媒为界标的又一公共领域重镇，其规模和影响力可与北京的“高校式公共领域”相媲美。 （4）从人际网络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每一个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网络（如作者、编辑、读者等），其实就是构造中国现代公共领域整体网络的一块块网格。如《新青年》群体与亚东书局，共学社、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书局，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开明书店派”与开明书店，京派文人与《大公报》社等。诸如此类的群体(社团)与书刊企业间一直存在着稳固的连结与共生关系。 2、“四不方针”：为民国时期的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1926年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②。运用“四不主义”方针，新记《大公报》“不仅消极地保住了事业，而且积极地顶住各派军阀的压力，为后来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元，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3、文人论政――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 　　新记《大公报》以言论驰名，每天至少一篇社论，发表对国内外时事的意见。办报之初，吴、胡、张三人约定共识：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对时局的意见，决定言论主张。后来，社论主要由张季鸾写，他以灵通的信息、独到的见解、凝炼犀利而漂亮的文章使《大公报》日渐引起社会的重视。 1931年以后，《大公报》开始吸收编辑部同人王芸生撰写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