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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问题分析【内容摘要】民族地区社会公众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状况是他们文化偏好的真实写照。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民族地区社会公众的参与性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既有政府的管理意识和方式方面的原因，也有公众自身的因素。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构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共选择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关 键 词】公共文化活动 参与度 临夏县 甘肃省临夏县辖属临夏回族自治州。县辖区内有汉、回、东乡、萨拉、保安、土、藏、维吾尔、蒙等1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0.13%。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以临夏县群众为总体样本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105份，收回101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有效率为95%。样本由96人构成，男女比例为59∶37，包括汉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4个民族，44个城镇户口，51个农村户口，涉及10个乡（镇）、22个村，他们有农民、工人、学生、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商人员、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机关干部。样本的涉及范围广，比例协调，不具集中性，保证了我们所得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一、具体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及原因分析 公众对具体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既反映出个人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偏好，也反映出具体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状况，为此，本调查从具体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入手，以其找出公众参与的偏好与问题 首先，“图书借阅”参与情况。我们以当地群众借阅图书的频率为依据来考察当地“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情况。调查显示，有50.0％的样本表示所在区域没有图书室，因而客观条件限制了这部分对象“借阅图书”的主观能动性。在余下的50.0％样本对象中，有18.8％的人表示“经常去”借阅图书；22.9％的样本对象表示“偶尔去”；另有8.3％的人选择“从来不去”。在我们的实际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当地的大部分“农家书屋”设立在村委会的办公区域内，并且大部分时间处于休业状态，而“农家书屋”中的绝大部分图书资源也都处于闲置状态，前来借阅图书的村民寥寥无几。当地“农家书屋”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由于“农家书屋”中大部分些图书需一定的文化素质积淀才能看懂，而农民自身的能力素质驾驭不了这些图书；另一方面，农民对图书资料的偏好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如何解决现生活会中的困难，诸如像有关农业、养殖业方面的书就会更受欢迎，但是“农家书屋”中这方面体裁的书相对比较短缺。因而，图书资源的供给存在相对过剩，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过剩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缺乏由下而上民意诉求机制；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群众的文化素质，生活结构和经济承载力有很大的关联 其次，“文艺演出”参与情况。“受教育程度―参与度”双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无论是哪种文化程度群体，他们对于“文艺演出”的参与度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此外，表示“观看文艺演出”的样本数量在各个文化程度群体中分布较为均匀，并未有因文化程度的分层而表现出富集现象。当地群众之所以能对“观看文艺演出”保持较高的参与热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兴趣热爱促成了文化内生机制的产生，文化的内生机制扩大了文化的再生产规模。我们调研的临夏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境内有回、东乡、撒拉、维吾尔、藏、蒙等15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而把这些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通过“文艺演出”形象地展现出来，便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如临夏县每年一度的“花儿”演唱会就来自于就是我国回族的传统山歌表演，通过艺术的加工并结合时代的特色使之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并由政府提供一个展示平台，让其发挥充实广大群众精神世界，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这种文化形式的魅力就在于它来自于民间而服务于民间，大众的热爱和政府的支持作为一种源动力推动了这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从而扩大了公共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规模 二是权威式的“文艺演出”供给保障了群众的参与度。充足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数量和多样的文化供给形式是保障公众参与度的基础。早在2005年，党中央关于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的政策出台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临夏县政府每年都会在省文化厅的支持下，由县文化局负责协调，在不同的乡镇举办多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艺演出，从而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观看文艺演出”的文化互动中 第二，“法规政策宣传”举办情况。“乡（镇）―法规政策宣传教育”双变量交叉分析显示，当地政府对“法规政策宣传教育”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在所选取的10个样本乡中，表示所在地区经常举办“法规政策宣传教育”的样本数量占到总样本的29.8％；表示“偶尔举办”的占到样本总数的47.6％。再将变量分开，不同乡镇开展“法规宣传教育”的频率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