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之际神权思想演变.docVIP

论商周之际神权思想演变摘要：殷周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宗教领域的变革也很剧烈，从殷商时期的“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神本时代，转而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的民本时代，其变化可谓巨矣，剖析其变化原因，有利于古代宗教思想的研究 关键词：民本；神权思想；祭祀 颛顼所处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即将解体，私有成分已产生，部落联盟形成，各大氏族集团，部落首领争夺天下，兼并战争不断，社会急剧变化，这是国家政权即将产生的前夕。然而此时社会仍旧巫风弥漫，人人祭祀鬼神。“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还没有出现专门搞宗教活动的巫师，宗教活动与一般社会活动混在一起。一切宗教活动全部由氏族长来执行。在此背景下，帝颛顼实行了所谓的“绝天地通”的宗教改革。商人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继续采用“绝天地通”的方式，把祭祀权力高度的集中到商王自己手中，连方国诸侯的先祖祭祀也要通过商王来祭祀，祈福、免灾、避祸都要通过商王室的贞卜人员来向殷先王公以及上帝自然神祗祷告。在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上帝与先王具有很大的权力： 上帝降旱(《存》1168)／帝不降大旱(《哲庵》177)／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羽癸卯帝其令风(《乙》2452)／贞卯，帝弗其降祸十月(《佚》36)／白降祸(《前》439?1)／癸亥卜王贞，降祸(《甲》3827)／戊辰卜王，不其降(《上》302)／帝其作王祸――帝弗作王祸(《乙》1707，4861)可以说上帝与先公先王的权力无所不包，殷人对上帝与先公先王也是绝对信奉的。商王本身既是行政首领又是群巫之长，把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集于一人之手。而周人在通过武力取得天下以后，对殷人的神权统治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同时也对这种神权思想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敬天保民与天人合一观 在周人看来，人们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无论祭品是多么的丰盛，多么洁净，祭祀态度是多么的虔诚，表里是多么的如一，但是上帝百神，先公先王总是要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民众的要求。这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富有特色的“天人合一：观。周人就是用这种观点看法去评价人物、事件，并用来预测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左传“若天所启，其在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这是吴国使者屈狐庸对赵文子所说的话。《左传“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其篇还记载“君子”的评价说：“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对此《诗经》有详细记载：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是作者哀悼“三良”惨死，控诉以人殉葬的诗。《左传“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体现了司马子鱼“以人为贵”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是为了人民一“祭把以为人也”，天神上帝要聆听民众的心愿和想法，民众也把愿望与祈求直接告诉上帝鬼神，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这些都能从《左传》中得到反映。而且民众的愿望想法上帝鬼神也会听从，上帝鬼神就是一个公平无私，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办事的“至上神”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牲的行为也就为上帝所不允许的，上帝鬼神也不会飨用。而这些事实反映了西周春秋以来人文精神的巨大进步，对以后的中国的宗教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古代神权崇拜发展的历史轨迹看，从这时便步入了天人相互交流，天人相互感应的一个新时代，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上的天人合一是“人是主体，天是客体”，这与西方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主要谈的神人关系，也就是说周人认为天人之间思想相通，天人关系相互交融。一方面，天是按民众的愿望办事；另一方面，民众也应该按照天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去做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以天命是可以自己去度量而争取的，因为上天有道德的客观标准可作依据，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人相互感应，天人已经融合为一，形成了与商人截然不同的一种神权观念 二、祭祀制度的变化 随着神权思想的变化，祭祀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周代打破了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神权崇拜的特点是与政治统治的方式相配合，祭祀天神、地柢、人鬼的权利像金字塔式的分掌于天子、诸侯、手中。因为周朝实行的是“亲亲尊尊”的政策，与周王的关系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