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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司法解释完善【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次根本性转折，是我国刑法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里程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可以看出新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因素和不合理性，况且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并不仅仅在于其被简单地的典化就可以了，司法解释的运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法典的不足，但其作用及规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因此，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刑法观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将司法解释的运用置于罪刑法定的精神和要求之下，以做到刑法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真正统一。 【关键词】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司法解释 　　【中图分类号】DF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133-2 　　 　　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为了实现法治理想，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1997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修订后的刑法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方面，那就是在刑法的显著位置上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三项基本原则。而在这三项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与我国以往刑法所设立的某些制度和条款具有重大差别，体现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因而格外引起世人的关注。然而，我们对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大加赞誉之时，司法解释的实践却使我们从赞誉的热情中冷静了下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并探求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此规定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2）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反映的是基于一定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要求，是对刑法实质意义和功能的定位，是构建刑法的基础。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应用规则范畴，是对刑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适用问题的阐明，是对刑法构建的解说，它影响着实践操作和应用结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以刑法条文为形式联结点，因此，二者是否发生关系，有无必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与刑法典的规定有密切联系。当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规定或者实际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时，就产生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性和刑法司法解释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刑法典没有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对刑法司法解释就不存在制约关系，研究工作即会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无价值。所以，二者的关系的实质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则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一是刑法的法定化、实定化，一是条文的明确化。前者要求刑法中的犯罪与刑罚，必须用条文规定，必须作实体的规定；后者要求条文的规定，必须意思确切，文字清晰，不容稍有混淆。”为实现基本原则的价值追求，上述要求具有理想化的意味。法律条文的明确化应属立法上的理想化，实现此理想，就实现了罪刑法定的形式需要。条文明确的程度越高就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明确的条文是无须解释的，解释就意味着条文表达不明确。此时，罪刑法定与刑法司法解释的矛盾就显现了。罪刑法定贯彻的程度越高，条文越需明确，刑法司法解释就越没有存在的价值；反之，罪刑法定贯彻的程度不高，条文就含混，就越需要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的权限和范围的扩大，往往形成刑法司法解释“造法”的事实，从而对罪刑法定产生实质上的否定作用。所以，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