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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若干问题检视及反思摘要：本文试图在一种两极张力的思维框架中来检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问题。这既突出了哲学反思的“问题意识”，又开显出哲学的“后思”之本性，同时，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至的一种理性的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意识；反思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004－15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追求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想火炬。在几近百年的“中国化”历程中，改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它自身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开辟了20世纪以及走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具有东方社会文化历史与实践特点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检视和反思，既显现了哲学的“后思”之本性，亦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至的一种理性自觉 一、“理”与“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关系，由这种关系所推引出的对应原则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理与事的关系中得到“中国化”的诠释。王夫之有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故所恶乎异端者，非恶其无能为理也，同然仅有得于理，因立之以概天下也。”“即事以穷理”就是根据事物存在和变化发展的实际状况来探究和把握事物变化发展之理，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即在事上求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出发点。“立理以限事”就是以理为先限来框约实际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状况，把实际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纳入一种先定的理论框架中来解释和剪裁，即从原则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出发的思维路向，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其表现形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历史经验来看，“即事以穷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思维方法；“立理以限事”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的思维方法。前者被证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确的方向，后者被证明是错误的方向 不过，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问题并非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般简单。因为任何人类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行为，正是这种“意识性”把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已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固我们不能设想有某种没有意识、理论参与的纯客观事实的认知或实践。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意识、理论的指导与以实事为根据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在二者之间很难做出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断定。这就好象科学哲学中的“先有经验还是先有理论”的争论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悖论一样。事实上，人类思维既存在着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普遍原理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向，又存在着从普遍的公理中推演出具体结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向。也就是说，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具体与抽象作为思维方式有其各自的合理性并且是相互渗透和内在关联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这种问法本身是值得思考的，它同样会陷入这种悖论。因为这种问法是把理论与实际当作绝对对立的两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在本质上正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问法有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特殊含义。而一旦跳出这种特殊的语境，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则必须对这种持“理在事先”还是“事在理先”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持哲学反思的态度，坚持“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的辨证的思维方法 二、经典的诠释与现实的观照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实践和新的问题，传统教科书体系缺乏解释力度和解释空间。寻找新的解释框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回到马克思”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就好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回到古典文化中去”的一样，是在借古典文化之“酒”，来浇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之“块垒”。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进程中，每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就会提出根据现实实践变化和发展的要求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要求。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就根据当时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什么的问题，表现出一种“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意向。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不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