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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吴于廑——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杂忆数则 王敦书 (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 　　雷海宗与吴于廑是我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在世界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共同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研究把他们联结了起来。我有幸作为弟子和后辈与这两位史学大师有过较多的接触。现就个人所知，约略勾勒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和成就，大概可以为我国的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线索，对于熟悉他们的名字和关心史学发展的人也不无兴趣。 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公费留美。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所著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深获好评，时年25岁。毕业后，他迅即回国在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讲授西洋史和中国史的有关课程，并主编《史学》杂志，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成为中央大学年轻的名教授[1]。 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2]，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海宗随清华大学南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外历史多种课程。而吴于廑也从苏州来到大后方，1938年冬由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陈序经教授推荐，免试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生，终于与雷海宗相会。当时，雷海宗每年都给西南联大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中国通史一课，备受欢迎，声誉卓著。吴于廑已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与此课毫无关系，但出于对雷海宗的仰慕和敬佩，作为旁听生来到课堂，自始至终风雨无阻地听完这门课程。 1941年，吴于廑撰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旁证博引，立论精辟，但未发表，手稿存南开大学图书馆。近年来，由于吴于廑先生的嘱托，我从南开图书馆找出了这一文稿，并从中看到了雷海宗与吴于廑的学术联系。 　　 吴文附注极其精详，多为所据的史料出处，如《左传》、《史记》等；但有时也列出当代知名学者的著作为佐证，如钱穆、张荫麟、冯友兰、郭沫若等，而雷海宗之名也赫然在目，兹举数端。 　　 全文的第二个注（即第一章第一节注二）就是：“参看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载《社会科学》二卷一期，清华大学出版”，吴于廑据此来说明其“商代自盘庚迁殷后的国家组织、即已具有封建帝国的形式”的看法。随后在第一章第三节谈到春秋时代的断限时，在该节注二中特说明：“《春秋》一书，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481年。但以一书概括一时代，未免太刻板。本文依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文中的划期办法，以春秋始于平王东迁终于勾践灭吴，即由公元前770至473年。”其后，在第二章第一节探讨士的身份与职务时，直接引证了雷海宗《中国的兵》文中的原话：“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该节注三）接下去在论及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时，又据雷海宗同文的观点，主张春秋时代的战争“其性质为争霸战而非歼灭战，远不若战国时战争的斩伐之众”（该节注十三）。 　　 最后，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吴于廑对战国时代的性质有所论述，不同意某些学者视六国为封建势力的看法，明确写道：“我们以为此说有未善处。所谓六国者，是指战国时代的国家。依于本文之分析，战国时代实非一封建时代，而系一诸君主集权国家并立之时代。此时代之中，社会及政治上的封建势力，即已荡析将尽，政治上虽有封君，但亦系建立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此时代又为各国奋战的时代，各国皆训练其农民为兵，兵民不分，皆于烽火之中，养成国家情绪。”这些观点皆出自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论文（见吴文此节注一 应该指出，吴于廑此时在宏观上的史学方法论和整个世界史观是深受施本格勒和雷海宗的形态学史观的影响的。 吴文在引言中特别说明：“在方法上，本文不标新立异。我们只是避免因果律的看法，将史实的发生当作一种生长或演化来看而已。”这一思想正是当时风靡于西方的德国施本格勒的基本理论，而雷海宗则是中国最早接受并阐发施本格勒观点的学者。对于西洋史的概念及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