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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和一之思想 　　摘要：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中的理想社会观，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人类大同思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是当代人类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资源，其现代意义日见明显。 　　关键词：大同思想　社会经济　社会政治　社会文化 　　 　　探索和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的古老问题，同时也是理想主义精神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在现代，思想空虚、精神颓废等许多社会病症日益显露出来，许多事实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反省和思考，同时也敦促人们把目光和思维重点转向未来。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有自己独具的特色，这就是大同。儒家希望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的政治纲领，选贤任能的组织路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分配原则，讲信修睦、老安少怀的道德规范。这一思想自提出以来，便吸引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成为了争取社会进步的伟大旗帜。在中国近代，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为完成救亡御侮的历史任务，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大同方案，对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和实践作了可贵的探索，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但大同理想在尧舜以后的儒学实践中未曾实现过，大同仍是人类难予企及的境界。 　　 　　一、大同思想与社会经济 　　 　　为什么说大同是我们至今难以企及的憧憬呢?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人类理想和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的矛盾。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总是号召人们用至善消灭至恶，实现人类的大同理想。但是，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仍然只存在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和理性的形式中，存在于由它们发动起来的实践活动之中。人们知道，仅仅依靠这些信条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的，这种用抽象的至善要求扼杀人的生命力学说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大同理想的。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同实践，都是轰轰烈烈但又短暂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变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而生产力的发展则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它不可能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乌托邦”。这样使实现大同理想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我们能发现其根源：走向大同世界之路不仅仅需要道德的提升，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理想社会的理论。就陷入了实践的艰难困境。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被提倡了两千多年，西方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在西方统治了一千余年，两者都没有建起一个大同的世界，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大同实践的失败而泯灭蕴藏在心中的追求公平之世的理想和斗争。站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速度、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并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邓小平时代是以重新启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开始的，其根本目的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他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二、大同思想与社会政治 　　 　　大同思想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真正实现了平等、公正和民本的社会，它以一种价值取向的形式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社会不和谐因素也有了增多，如经济发展与政府法治发展失衡。人与自然不和谐，收入分配失衡，改革开放成果未能让全体成员共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这就造成了价值观扭曲，并带来道德滑坡等现象。因此，“和谐社会”唤起了人们的关注、追索与探讨，使建设和谐社会成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必然发展道路。 　　“法治”，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一种文明成果。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被正式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标志中国已开始迈向一个崭新的法治建设时期。在这种形式之下，主要的社会关系由民主的、公正的法律来调整，法治的主要任务在于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平衡各种社会利益。2004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胡锦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