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doc

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 　　[摘 要] 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问责推进反腐，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问责；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其权责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来保证问责开展的公正性；严肃问责违反党纪的行为以及完善党内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等。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完善党内问责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党内问责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61-03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四条规定，党内问责是指“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1]其本质是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落实责任和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党内问责来加强执政党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为例，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 在和平年代，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美国学者博瑞斯“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是腐败泛滥的另一个原因――在缺乏这些制度的情况下，腐败行为更容易维系。如果人民没有问责政府官员的机制，他们就等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腐败官员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办公室是因为无透明度使他们掩盖了腐败（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或索性提供错误信息），缺乏问责制又使他们有机会滥用职权而不担心有严重结果。”[2] 古巴共产党（以下简称古共）和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历来十分重视反腐斗争，将反腐作为问责工作的重中之重。古共通过设立全国反腐败委员会来发现腐败问题，遏制腐败现象。反腐败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成员由总检察长、部长会议代表、监察审计部部长、内务部长等组成。委员会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反腐败工作，每月定期开会研究反腐败形势，负责查处有关贪腐的大案要案。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包括省市党委和各基层支部，每月讨论一次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检查本地本单位是否存在问题，出现问题及时纠正。古共前领导人菲德尔“我们必须将腐败控制在踝关节以下，决不能让它达到我们的脖子位置。”[3]越共在2012年十一届五中、六中全会加大反腐力度，五中全会成立由总书记任主任的中央反腐委员会。2013年，其七中、八中全会提出了党建的任务，包括落实党员干部的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继续总结和落实四中全会决议，成立7个监督检查组，加强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继续贯彻落实官员信任投票制度等。在力度不断加强的反腐进程中，越共党内一大批贪腐分子被追究党内责任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广大人民群众往往既从大多数领导干部身上看执政党的优点，又从少数领导干部身上看执政党的缺点。若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严格自律，便能使民众信服，在群众中赢得民心，树立权威。古共深谙这点，对党内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向来要求严格，严禁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行为。古巴共产党要求其党的领导干部要把权力视为光荣和责任而绝不能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强调党政领导干部的职责是运用好手中掌握的权力为群众做实事、谋福利，而不是把它作为以权谋私的资本 越南共产党实行领导干部责任制度，对所出现严重问题负有责任的单位主要领导人追究党纪、政纪或法律责任，并在九大上规定了各级党委的领导人不仅要保证自己的清廉，而且还要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出现的腐败问题承担不可推脱的责任，为党内问责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领导干部是问责的主要对象，明确领导干部的权责归属，符合问责的权责一致原则，也是制定问责条例的基本要求。越共九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新的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制度。“新的工作制度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和中央委员的职责、权限、分工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规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各位中央委员对自己分管的事务必须负责到底，如该事务需要在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讨论和处理，负责人必须牵头撰写相关的报告和决议，并负责监督落实。”[4]2006年越共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包括总书记及其他承担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个人职责、权限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5]这些规定为党内问责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于明确确定党内问责对象及党内问责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证党内问责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建立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就十分有必要 古共十分注重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建设，通过设立三级申诉委员会把对党员、领导干部、党组织的监督问责纳入制度体系中，以推动党内问责的常态化、制度化。三级申诉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责包括：受理对党员和干部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