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愤世避世思想产生之成因.docVIP

元散曲愤世避世思想产生之成因 　　摘要：愤世、避世是元散曲的重要主题，显示了元代文人独特的心态和审美取向，有着特定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历来研究者的归固不够全面与准确。本文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元散曲　愤世　避世 愤世、避世，是元散曲的重要主题，显示了元代文人独特的心态和审美价值取向。与前代诗词比较，在现存的三千多首曲子中，表现人世思想的作品屈指可数，而愤世、避世之作却多得惊人，“打开《全元散曲》，这类作品触目皆是，重要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没写过它的”。Ⅲ一个时代的诗人齐声高唱同一旋律的歌，其背后必然有着特定的社会氛围和精神气候。历来研究者大多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原因：(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把汉民族降为三、四等公民；(二)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废除科举制度达八十余年，广大知识分子失去了仕进之途，最后混迹于市井之中，儒生降到了妓下丐上的“老九”地位。这两条理由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考察一下元代社会的实际和散曲作家的具体境遇，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尽然 据隋树森所辑《全元散曲》统计，元代散曲作者有两百一十二人，此外还有些佚名作者。这两百多位有名作者，如从他们的出身经历考察，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公卿，居要路者”，“占夺魁科首登甲第者”；(二)沉居下僚者；(三)不愿为官者。至于那些无名氏作者，从曲中所反映的思想及艺术水平看，有些可能是下层艺人、歌妓和伶工，但多数作者的出身、地位不见得低。问题在于这三类作者及一些佚名作者，其作品中都有愤世、避世思想的反映，如果仅用上述两条理由去解释，很显然说明不了全部原因的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把他们统治下的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等次不同，待遇也不同。但我们不能忘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用挑拨民族矛盾、分化各民族团结的办法来维护其统治的，非独元代。元朝统治者制订的一些各民族不平等的刑法、条律，主要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对于有阶级地位的人物，只要他们愿意为新政权服务，都会得到优厚的待遇。就元代有名的散曲家来说，杨果官至参知政事，商挺官至参知政事，刘秉忠位居太保，卢挚为翰林学士承旨，姚燧为太子少傅，张养浩官至礼部尚书，王恽出任平阳路总管、河南北道提刑，冯子振官承事郎、集贤待制，刘敏中任监察御史、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赵孟?\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此类例子举不胜举。他们都是汉人或南人，但能说他们是元朝统治下的三、四等公民吗?根据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的道理，元朝政权实质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就政权性质来说，和其他朝代，如唐、宋等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唐、宋以汉族为主体罢了。基于此，上述那些“身居要路”的散曲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愤世、避世思想，是很难用上述理由去解释的 公元1234年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采纳耶律楚材的奏议，“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自此之后，八十多年不行科举，直至仁宗延?v二年(1315)才恢复，这对以科举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一种很大的压抑。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处在“老九”的地位。就拿最初大骂元统治者把儒生降为“老九”的谢叠山来说，南宋亡，他隐居闽中，曾两次被人推荐做官，他都坚辞不仕，最终竟绝食而死。另一个骂元统治者把知识分子降为“老九”的郑思肖，南宋亡后，侍父隐居，“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哭而再拜……”，临死时还托朋友书一“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之牌位。“老九”的说法出自这两位南宋遗民之口，显然是有民族情绪在内的。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除科举外，尚有举荐、学校、为吏等诸多出路。如，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16)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同年又采纳王鹗奏议，“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而此时尚为和南宋对抗时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刚入南宋国都临安，就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此时，南宋才亡八年。忽必烈死后，成宗一即位，就“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再以前期的散曲作家来说，不入仕的又有几个?可见“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并不可靠 还有人提出，元代的考试不平等也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抑。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制”载，元代的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考经问，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题，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第三场考策试，从经史时务中出题。三场考试，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