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凤阳花鼓.小岗村.docVIP

朱元璋.凤阳花鼓.小岗村 　　朱元璋开创了大明朝,也给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御赐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凤阳。吉祥的名字并没有给这片贫瘠的土地带来福祉,反而“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自明朝中后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凤阳农民“身背花鼓走四方”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如今,昔日的讨饭歌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艺术”大名冠之,从乡村移植到了城里,成了温室的花朵。而原始生态的打花鼓走江湖卖艺,已经基本销声匿迹 终结花鼓自然生态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家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小岗村的村民在1978年按下的十八个血手印。凤阳花鼓产生于蝗旱洪灾不断的明朝中叶,有清一代传遍大江南北。小岗村引领了整个中国农村的大改革,让农民们吃饱了肚子,不再逃荒要饭 ――引子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凤阳的确是个好地方,水稻和小麦都盛产,凤阳人中午吃米,早晚吃面。这里虽不比江南水乡河网遍布,其水脉之丰富也是江北所罕见,鲜鱼活虾惯坏了凤阳人的嘴。这里也不如东北有原始森林珍禽异兽,但几座小山也是山珍野味应有尽有,蕨菜灵芝在寻常人家都见惯不惊。站在位于城中心的鼓楼上眺望全城,不由得感叹:正是钟灵毓秀之地,帝王生长之乡 朱元璋出生于“钟离之东乡”,“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朱元璋出生之后不久,就来到了当时叫“燃灯集”的地方。那时的朱元璋还叫朱重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放牛娃。他居住成长的“燃灯集”就是位于凤阳县燃灯乡北约3.5公里处的金桥村 戏剧性的是,以打花鼓卖艺出名的,正是这个“燃灯集”。凤阳有句妇孺皆知的俗语:“花鼓小锣钱杆子,燃灯人的饭碗子。”燃灯曾是凤阳县最为贫困的地区,除去地主富户,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代代唱花鼓讨饭。唱花鼓是讨饭的同义词,因此即使家家出外卖唱,在家的时候也绝口不提花鼓,连敲都不敲一下,生怕被人听到,觉得丢脸。据欧家林老人回忆,解放后县里的文化工作者去燃灯挖掘年轻的花鼓艺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会花鼓,当时年仅14岁还没有打过花鼓的欧家林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动员了和她年纪相仿的刘明英同她一起去了县里,才有了后来唱进中南海的《王三姐赶集》 “自从出了朱皇帝”:政治移民背景下文化融合 以凤阳的地理位置来看,是道道地地的汉族居住区域,然而走进燃灯乡,却可以看到很多方形的回民坟墓。这种现象并不怪异,这是明朝初年大规模的政治移民造成的。元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自应天(今南京)前往濠州(元时凤阳名濠州)祭祖扫墓。回到应天当日就对中书省臣说:“吾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怨嗟之起,皆是以伤和气。尔中书其命有司遍加体访,俾之各还乡土,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庶几,斯民不至失所。” 元末的战乱,使凤阳地区人烟稀少,况且还有大量凤阳人跟随朱元璋背井离乡攻打天下,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将领都是朱元璋的乡亲。当时凤阳的移民是双方向的,一方面凤阳人流往外地: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饥馑和战乱流离失所的普通农民,另一部分则是有战功加官进爵在外地裂土封侯的朱元璋子弟兵,以南京为例,一时间“马上楚衣多短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流向凤阳:朱元璋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向凤阳府移民,主要是江南富民,本意是从人口稠密的地方移民至人口稀少的凤阳地区以达到他让百姓“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庶几,斯民不至失所”的美好愿望 移民自然会带来不同地域差异性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而凤阳正处于淮河南岸,地理和自然环境上本来就兼具南北方的特点,再加上移民造成的南北文化碰撞,凤阳自然而然地融会南北方特色人文于一炉 最初,凤阳人从农人娱神娱人的锣鼓班子中取出一鼓一锣,随身携带走江湖卖艺,为了便于携带,锣和鼓都在传承之中发生了形制的改变。家前院后的竹林里易得的竹筒和竹根置换了腰鼓,成为小巧的花鼓。细长型的小腰鼓缩短了,鼓条也随之变长,一代代的花鼓艺人在无意中设计出了符合了人体工学的鼓条,定型为凤阳花鼓 竹子盛产于南方,可以说是南方文化的一个形象符号。凤阳地处淮河一线南北交界,也有大片的竹林。竹子多应用于笛、箫等管乐器的制作,鼓则多用木材制成,竹筒制鼓在全国都较为少见。然而在凤阳的乡民手里,竹子和鼓的结合竟然如此和谐 “身背花鼓走四方”:农业萧条导致的江湖卖艺 据凤阳文化馆编著的《凤阳花鼓》中考证,凤阳花鼓产生于正统到嘉靖年间(1436-1566),在隆庆、万历时(1567-1620)已经十分流行了。凤阳花鼓这样的纯草根艺术在史书上不可能有确切的记载,所能找到的文献不外乎文人笔记等文学作品的偶然涉及。已见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明朝周朝俊的《红梅记》中《秋怀》、《调婢》两出。这两出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