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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在先秦的事理意义流变考论 　　摘要: 赋在先秦的不同阶段其事理意义可能不同:在上古用于祭祀;西周及春秋时获得讽谏、申明“志”的事理意义;战国以后在价值序列上落为“述”的地位上,并承继于“诗”的事理意义。赋在先秦经过不同a事理意义的流变而逐渐划向文体意义,使我们对赋体的生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与阐释 关键词: 赋先秦事理意义流变 关于赋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对于先秦之时是否有赋,学人们也争论了很久,后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唐勒赋》的竹简中的,说明战国末期有赋似已无疑义。其实先秦之时,人们重于实用;后人所视为文体的一种类型,在先秦往往有它实际的事理用途与意义,而且在先秦的不同阶段其事理意义可能不同。先民为着实用之故而有赋的行为,并在漫长的时期中逐渐划向文体意义。所以,笔者研究赋在先秦的事理意义的流变,并试图对赋体的生成进行新的描述与阐释 一、赋在上古用于祭祀的事理意义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为六诗的一种。现代人类文化学认为,上古诗歌最初是为祭神祭祀而用的,《尚书:“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很可能是后人追记之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窥领上古时代用诗的情况。舜帝命大臣夔掌管音乐,要使所歌之诗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可见原始之诗乃是人和神之间沟通的工具。赋既为其中的一种,那么赋最早可能是与祭祀有关的一种行为。《礼记:“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由此可见,赋最初乃是祭神时铺列供品的一种行为,既铺列供品,当然就要向神或祖先祝说自己的意愿:铺陈了什么供品,供品怎么样,最后表达求福的意愿。这种诗式祝说即是赋,言说之赋,那是申明己意的阐释,于先民,那只是一种行为;于后人,则是一种文体的开始。由此而形成的赋,我们在《诗经》中仍可看到这种最初的赋,如《周颂:“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g有鲔,鲦?l?o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这明显是一首祭祀的诗。先民摆上了?g、鲔、鲦、?l、?o、鲤等多种鱼,然后告神或祖先:“我们献上了?g、鲔等物,请保佑我们,赐福给我们吧!”再如《小雅:“鱼丽于?S,?l鲨。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S,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鱼丽于?S,?o鲤。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这也是一首献物求福的祭祀诗。《诗序》云:“美万物盛多能备礼。”“可以告于神明。”郑《笺》:“告于神明者,于祭祀而歌之。”先民们摆上了?l、鲨、鲂、鳢、?o、鲤等多种鱼,然后告神:“我们献上了?l、鲨等诸多鱼,这些鱼又多又好。”(“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等后六句反复陈说这些东西有多好)求福之意不言而溢。还有《小雅,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由铺陈物类的行为而引发的言辞,自然以包含物类为特征。但先民们对神述说物种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表达那种虔诚的情感以达到求福的目的,也就是挚虞所说的:“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1] 二、赋在西周及春秋时获得讽谏、申明“志”的事理意义 西周之时,由于人的自身与生活的发展,原来用于事神的行为都渐渐有了应用于人事行为的变化。诗本是巫代替神言的神圣之语,后来用于人事,士人们也可以诵诗给天子听,《国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原本就作为诗的一种的“赋”也转向了应用于人事行为:《大雅:“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王命仲山甫……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这两处“赋”字,都有“布”、“宣告”之意,《传》云:“赋,布也。”也就是使臣敷布了、宣告了、申明了王的旨意。由此,赋也逐渐获得了“申明”意旨的事理意义。《国语(“邵公谏厉王弥谤”篇):“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说一个决策,王要多方听取意见,千斟百酌后才能下令行事。在西周那样一个严格讲究等级的国度里,一切事物都要分个次第,如说同一个“死”字,不同身份的人要用不同级别的字:“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而《国语》中的这段话亦体现了西周礼乐制度下所形成的这种思维特点:从公卿大臣到瞍?乐师到庶人等不同身份的人都要以其不同的形式或角度对王进行不同层次的讽谏劝诫,不同层次的讽谏劝戒之言辞都有其自身的事理意义。再如《国语(“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篇):“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