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旷回响――略论七月派诗歌追求.doc

空旷回响――略论七月派诗歌追求摘要：七月诗派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位置的文学流派，在艺术观和文学艺术上有着独特追求，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追求、历史叙事、文学追求和时代精神的解析。本文试图从七月的理论来源、文学创作的风格追求以及经历了特殊时期归来的七月诗人的创作三个方面探寻它的整体创作理论和诗歌上的独立性追求 关键词：《七月》；诗歌理论；独立性追求 《七月》诗派得名是缘自于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风应该是七月诗派的一个中心人物。围绕他和《七月》形成的这样一个诗歌群体在理论和创作选择上基本走的是现实主义，主要成员有绿原、牛汉、阿垅、贺敬之等。从文学史来看，七月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是不完整的（他们没有社团和宣言）外，他们的创作也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要求有距离，这导致了他们作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湮没（当然有部分人的作品除外，如贺敬之等）。现在回视七月的创作，也许可以重新定位七月的价值。纵观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对七月的研究，大都是边缘性的解读，对于七月派似乎不公平，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七月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创作，忽略了作为整体的七月的文学价值。许多研究者还是没有能够避开平反后的大的重评论述，对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得失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够 一 七月派诗歌的发展是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充分高举个性主义，以五四精神传承为己任。既有和时代接触的责任感，又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美学追求，改造人生、文学审美、独立人格在七月身上都有体现。但面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协调这些内容，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抓住机会，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一系列命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思想和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失语埋下了隐患 40年代中国特殊的命运使得文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调整，为适应抗战形势，诗歌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诗派偏向文学审美缺乏社会价值和政治抒情诗偏于社会价值缺失文学审美的两种方向创作都必须加以改正，七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承继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行了一次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创造。从七月诗人的理论和他们接受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对文学的历史吸收方面七月受到多种理论影响，无论是30年代开始走上文艺中心的现实主义还是在第一个十年风光无限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七月诗人都在学习和吸纳，五四文学精神对整个七月诗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其中胡风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胡风较为深刻地学习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继承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承继发展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主观精神和客观世界融合。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只有情绪通过客观的形象表现才能成为诗。他的这些理论对整个七月的文学理论和历史继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七月诗人在文坛出现是正是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月从出生就经受着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作为他们精神中心的胡风更是对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研究，这影响着他们后来的创作立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中国传统文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很能够影响七月诗人群的，同时古典诗歌中的悲壮孤寂情怀也切合当时七月诗人的精神[1]。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进入也对七月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人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精神标志，这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给予了七月诗人更多的自觉意识。民族危机中他们更多的接受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精神，正是这种诗学意识将他们内在的传统士人的精神激醒。在此后，他们的诗在整体上显露了一种挑战者的形象，政治激情、人文精神、反叛意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力，及真、善、美的追求，都在他们的挑战者形象中得到了抒情性的融合 诚如龙泉明先生所说“七月诗歌派是40年代启蒙和救亡的昂扬的社会激情在诗歌中的集中体现”[2]，七月派是在民族解放战争高潮时出现的，作家的创作更多的也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色彩，爱国激情、人格追求、美学选择同时还有外化的意志倾向等等都集中在了七月诗人身上。七月诗人通过关注民族现实和内心书写提升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人是一个自觉性的统一，但他们对政治化功利色彩也带有传统“士”的理想建构，心怀天下、兼爱众生，现实中他们又更多地处于边缘，这也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姿态。当历史的时钟停留在40年代末，“主观论”斗争的开始实际上已意味着七月开始受到社会价值的排挤，而在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七月派整体上失去了最后的声音 二 真实、独特、超前的艺术特色使得七月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的文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