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高等教育变革及其启示.docVIP

辛亥时期高等教育变革及其启示编者按：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在中国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属于民主政治范畴的共和国。这使一切依附于封建政体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主体，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和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民国初期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复兴又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期以来所诞生的中国近代教育及其后来走向。可以说，辛亥革命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本刊特选登《辛亥时期高等教育变革及其启示》和《辛亥革命与人才培养》两篇文章，借此缅怀百年前的辛亥首义并总结其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影响和启示，探讨百年后的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及改进措施，并特此纪念辛亥革命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辛亥时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奠基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政府，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作用，反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给我们今天的教育带来的启示，无疑有利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辛亥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 （一）武昌首义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896年，京师同文馆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所呈奏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为高等教育宗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撰写的《劝学篇》中，将“中体西用”系统化，对“中学”和“西学”做了明确界定，奠定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基础。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先后颁行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2年为农历壬寅年）和“癸卯学制”（1904年为农历癸卯年），这一思想终在“癸卯学制”中被确定 清末新政将“中体西用”作为教育宗旨，其主要表现是在对各科目的设置上：在经学、文科中，中学的分量要更多；在政法、医科、工、商、农等科目中，西学的分量要更为突出。1906年，清政府公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这一教育宗旨可以说是对“中体西用”的概括体现 除教育宗旨外，“癸卯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设中学堂（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4年）和通儒院（5年）。其中，高等教育还包括与高等学堂并行的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译学馆及方言学堂 “癸卯学制”颁布实施后，全国掀起了废科举、弃书院、兴办高等学校的热潮。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不断受到近代西方高等教育的冲击，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思想以及腐朽没落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种转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进一步坚定了有识的革命教育家对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信念，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又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二）武昌首义后的教育改革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1913年，为全面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制度，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给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 教育改革摒弃了封建教育的政治伦理，主张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确立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以完成其道德” [1]的教育宗旨。蔡元培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顺从的臣民，而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这种“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成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 作为这次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蔡元培在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领导废除了清朝的各种带有封建主义内容的教育法规和制度，制定了具有近代进步意义的新的教育法令和章程，如在学制上以“壬子癸丑学制”取代了清政府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废止了读经尊孔，学制年限上缩短了3年左右；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中，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并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2]这样的教育思想，对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主持起草了《大学令》，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