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研究生用的课件.ppt

乾隆三十八年（1733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因用兵台湾，盐商又“情愿”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自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至八年（1803年）的正月不到4年的时间里，两淮盐商连续6此助饷，共计耗银700万两 康熙年间的淮商就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御史任满时照例向商人收取“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都“盈千上万” 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在“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下，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特征是把土地作为最主要财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人们对土地的追求也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循的准则。商人用利润购置土地，不仅可以长保富贵，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乡绅仕宦而取得政治特权。 “重农”经济政策下明清时期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也是导致商人利润流向土地的重要原因。 西方与中国的不同 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私人工商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晚期在政府重商政策的保护下私人工商业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重商政策的结果是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成长，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益为核心的。在这一“官本位”的经济政策中，封建统治者对财产的控制，有基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而形成的对国有财产的直接控制，也有基于对财产私有者的政治管辖权而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间接控制。这后一种管理和控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只能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所有权最终所属的最好说明。 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私人财产也是间接的国有财产。而有关的法令条文，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制订出的。正是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下，皇帝和朝廷常常可以借助于专制集权的威力借故变相地籍没百姓私产，这种变相籍没往往不是针对个别民户，而是轻及一地，重者殃及全国。 中国古代财产继承权的安排也是产权制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导致了民间商业资本的离析，是明清商人资本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平均析产的家产继承制 以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传统家产继承方式在我国通行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已超出了小家庭的院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卷式”进程。具体地说，在诸子平均析产的制度下，个体小家庭商人的财产资本呈现着“分散――积累――分散”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很难完成资本的积累。 清初休宁商人汪正科在景德镇经商30年，从小本起家发展到成为“中贾”。凭汪正科的经商能力和他30年所获得的商业资本如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则其资本的发展前景是无量的。传统的析产制度使他通过立阉分产，将集中的财产转向分散，从而无法进一步积累资本。汪正科家产分有两个部分，一是现存的银两和借出银两，二是房产、田地、山塘。这说明汪正科的商业资本的出路先是不断地分散于“所置产业”，然后再与手中的银两一并分给儿孙，结果使自己多年经营取得的商业资本最终离析分散。 政府失效与国家理性的重建 政治人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多的利他意识，他们的行为目标总是在制度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国家干预也会带来和市场失效一样的不利后果，甚至超过前者；为了限制政治家对权力的滥用，制定法律规则的立宪限制来约束政治人的利己行为，使之限于合理范围而不至于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则是十分必要的。在政治民主市场中，约束政治家的最终力量来自普通民众，如何保证信息充分、选民珍重自己的权力，是保证政治市场能象经济市场那样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论的起源与意义 1·科斯的交易费用：1934年《企业的性质》企业边界：边际交易费用＝边际组织费用 边际（增量）分析 1960年 《社会成本问题》 2·市场交易费用：寻找价格的费用、识别产品部件的信息费用、考核费用、贡献测度费用 3·交易费用＝制度运行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1·威廉姆森：《市场与等级结构》（1975年） 《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1985年） 2·导致交易费用增大的原因：人理性的有限、机会主义的存在、不确定性、厂商数目多规模小 3·企业扩展与交易费用 影响交易费用种类和大小的三个纬度：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资本设备本身的专用性、因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形成的专用性、特殊人力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