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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运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摘 要：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运用了大量的陕西方言作为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话语支撑。在方言与正式普通话书面语的运用手法上，《白鹿原》在当代文学中无疑是成功的范例。方言与书面语的有机结合使小说的文本意义具有了独特性、互补性、充盈性。 　　关键词：《白鹿原》；方言；正式书面语；文本意义 　　中图分类号：H07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199-01 　　翻阅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汉语文学书写的整个过程中，运用方言写作以及在写作中让方言与书面语言的结合使用的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尤其是陕西作家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将具有着鲜明的汉中特色的地方方言大量运用到其各自的小说创作中以后，有关陕西方言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止过。之所以讨论陕西方言，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在诸如《秦腔》、《白鹿原》等作品中，方言的使用直接影响到了文本意义的呈现及整个小说文本的故事的叙述过程。全书生活内容厚重，思想力度深远，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被称为“民族秘史”“雄奇史诗”。评论界对《白鹿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同时也真实地看到，对小说《白鹿原》语言的具体研究，尤其是对小说文本中汉中方言运用的具体分析可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还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缺乏有系统的，令作者和读者都信服的举证。”本文结合《白鹿原》方言的运用来具体阐释汉中方言在小说文本中的大量运用与小说文本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一、《白鹿原》汉中方言的运用使文本意义的生成具有独特性。《白鹿原》之所以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跟其文本中大量使用汉中方言是分不开的，文本中方言俚语的运用，使人物形象真实、亲切、自然，使这部作品具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小说中的人物的对话运用的是生动活泼的方言词语，以用来凸显地域性人文特征和人物的地域色彩，显示了语言运用的“俗”的一面，但很富有口语色彩，如第十三章中白嘉轩和其长子孝文的一段对话： 　　孝文又一次忍不住大声说：“黑娃把老和尚的头铡咧！”白嘉轩转过脸依然冷冷地对惊慌失措的儿子说：“他又没铡你的头，你慌慌地叫唤啥哩？”孝文抑止不住慌乱：“哎呀这回真个是天下大乱了！”白嘉轩停住脚，咔哒的响声停歇下来：“要乱的人巴不得大乱，不乱的人还是不乱。”他说着跳下轧花机的踩板，对儿子说：“上机轧棉花。你一踏起轧花机就不慌不乱了。哪怕世事乱得翻了八个过儿，吃饭穿衣过日子还得靠这个。” 　　白嘉轩是白鹿原的族长，是白家的家长，是一个将自己的所有心思都花在处理家事和原上乡亲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掌权者”，坚持和奉行的是祖上传下的“耕读传家”的传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语言也是相当纯正的方言，例如上面所列举到的例子中的“叫唤啥”、“翻了八个过儿”“、屁不相干”及语气词“哩”“咧”的运用，非常形象地营造出了对话的现实语境，富有现场感，对话恰当地表现了白嘉轩性格的倔强和其处事之道，使人物具有了活生生的立体感，在准确表达人物形象的同时突出了白鹿原上最具话语权力的人物的“立场”，在向读者再现白鹿原上的“原始述说”的同时，也表现出了白鹿原所具有的各具色彩的别样的“原上性情”与“乡情村故”。 　　二、方言与书面语在文本意义层面上的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张力使文本意义的生成具有充盈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产生于由语言所直接促发的多重意义、别样意蕴对有限、单纯的语言外壳的冲击。如朱先生在评价白鹿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拉锯战时使用的一个著名的比喻：鏊子。鏊子是烙大饼的工具，一边烙焦了翻过来再烙另一边。 　　“就丰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白鹿原》显然在当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积极调遣运用关中方言使小语言富有张力，是达到这一艺术境界的重要原因，而文本中将人物之间的对话方言化与文本叙述语言（尤其是写景叙事时的语言）的标准书面语化融合在一起是保证这种张力实现的最基本地要素之一，这种张力使小说的语言结构在平衡态中包容不平衡态性，表面上看是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语言的不相容，原因在于方言与书面语有着各自的成型的话语环境和话语系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冲突的地方，也就是说方言的使用无法代替书面语的表达，反过来，普通话词汇同样无法简单的去取代方言的特殊的表达效果，以及更无法替代方言所具有的特有的地域性色彩，《白鹿原》中的叙述性的话语是运用的严格的书面语的书写，人物的对话使用的是方言词汇，陈忠实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的把握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使二者的完美的结合都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服务，这样形成的效果是在原有的文本既成的意义上又增添了一份属于民族的特有的印记，使小说所要表达的意义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种升华最终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