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docVIP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 　　《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1986年至1995年,沈昌文任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被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思想刊物之一。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倒不如说是读书人聚会的沙龙、茶馆。这一切,都和沈昌文独特的办刊思想有关。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点。 　　“三无”办刊论。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王蒙对此作了很好地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读书》为一代人提供精神食粮,沈昌文“三无”办刊论功不可没。 　　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从创刊以来,一直注意介绍学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1987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出《读书》杂志要作“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旨在介绍、引导、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来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正是基于如此办刊理念,《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决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和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较,《读书》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 　　提倡“旧学新知”。《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尤其是后期留学生写作队伍的加入,对《读书》有很大的帮助。沈昌文认识到,中国需要有益于现代化的新知,单靠翻译、出版、介绍还不够,必须有人去亲知亲炙,共同做好这个工作。所以重视国外的理论新知,“在于《读书》认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时,沈昌文更注重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海外学人文章的学子新论逐渐成为沈昌文主持《读书》的一大特色。当时的一流海外海内学者几乎都给《读书》撰写过此类文章。 　　《读书》的“不伦不类”。沈昌文在1986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被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这“不伦不类”的确是《读书》办刊的一大特色。《读书》的“不伦不类”迥异于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它们从来只是对于那些“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感兴趣: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科研院所,评职称时所提交的材料大体都要求文章要3000字以上,3000字以下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能作为评价学术能力的依据。所以,沈昌文认为现在的刊物组稿难约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而是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倒不是作者不帮忙,实在也为难: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作者评学位评职称吗?《读书》的“不伦不类”能做到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