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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际视角话语―语言应用评价 　　朱光潜先生有一篇《咬文嚼字》，撰写于1943年，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谈文学》论文集。文章对“你这”“你是”“你有”的辨析和对“推敲”的推敲等都有很精妙的新见解，提出“在文学，无论阅读和写作，我们都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 “在文字上的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勉，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和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1]等观点也都令人信服。这篇文章选入了人教版和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从所举例子、所作分析及相关具体表述来看，这篇文章的期待读者应为文学创作者和欣赏者，应具有较高的语文素养，但一般语文学习者也能从中获益匪浅。而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就更应该重视语言文字的内容和形式相随而变，养成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精神。因此，对朱光潜先生关于王若虚改《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相关评述，笔者认为有必要遵照朱先生的思路，再次咬文嚼字 《史记》李广射虎原文为“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王若虚认为“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是“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对王若虚的改文评价为“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 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比王若虚改文“好”。何谓“好”呢？一定要有标准。根据朱先生对贾岛的推敲的论述“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问题不在于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意境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或者说妥当的文字应当能恰当地表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且要与作品整体相协调。但问题在于，读者凭什么判断作者所言恰当地表现了作者所思呢，朱先生也说“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朱先生作为读者如何确认《史记》原文就恰当地表现了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呢？显然，朱先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朱先生的阐述中有矛盾的地方。“在文字上的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勉，推陈出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和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是从作者的角度说的，且只有在作者角度才能成立。而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的评价，则是从读者角度评价的。对同一段文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评价，正如对《史记》原文，王若虚与朱先生评价就有差异 这是否意味我们无法评价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恰当与不恰当呢？当然不是，具体话语或语言运用是交?H的产物，若置于交际视角考察，基于特定交际主体及其倾向，低成本高效率地达成交际目的和效果，即为好的、恰当的话语，反之则否。其中，是否达成交际目的及效果是最核心的评价指标，交际主体及其倾向是影响交际目的及效果的核心因素，交际成本和效率是效益指标 一、基于交际目的及效果 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不论其呈现方式如何，语音或文字，实用文章或文学文本，都是交际行为的产物，没有交际目的，就没有话语意义，离开交际效果，何论话语好坏？对任何具体的话语―语言运用的好与不好的评判，首先要基于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交际目的达成效果较好，即为好的话语-语言运用。任何脱离交际目的及效果的外在考量标准都是值得怀疑、见仁见智的标准。而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只能置于“交际者――话语――交际者”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因此，朱先生对《史记》原文的评价“这本是一段好文章”和对王若虚改文的评价“表面上看，改得似乎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朱先生只能静态地从读者理解的单向角度进行品评 《咬文嚼字》一文中，朱先生认为语言文字“形式和内容相随而变”“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举了王若虚改《史记》李广射虎段的例子，并对《史记》原文和王若虚改文进行了三处具体对比分析：（1）“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2）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样的意味（3）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 这三处对比分析，说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但差异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好”与“不好”。按照朱先生的逻辑，朱先生认为《史记》原文“好”，必须确认《史记》原文更能恰当的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这是无法确认的。而确认“见草中石，以为虎”比“见草中有虎”好，“视之，石也”比“既知其为石”好，“终不能复入石矣”比“终不能入”好，也是以确认三者中的前者更能恰当地表现司马迁的思想情感为前提，这也无法确认。那朱先生到底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