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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构建 　　中国当前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崛起中的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民间外交的更多参与。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的理论，是一个有待深入构建的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既有时代的使命，也有制度的需求与制度优势，既有人民史观的哲学基础，也有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深度嵌入以及行为体与外交对象频繁互动关系的推动。因此，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作为一种“中国话语”的构建，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而又迂回曲折的外交史上，民间外交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它不仅是官方外交的补充，有时更是官方外交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间外交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一支生力军。当前，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进入新阶段，面对周边外交、全球治理、小康社会建设、“一带一路”等新主题，民间外交迎来了新机遇，也存在新挑战。恰如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5月15日参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时所强调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1]然而，“中国的民间外交搞了这么多年，我们有意识地梳理民间外交理论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大家都在尝试，但是怎么从规律上去总结，从理论上去提升，怎么通过提升后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的工作，还做得不够。”[2]因此，推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的构建成为时代赋予当代外交学者的任务。鉴于既有的民间外交研究大多在于经验、现象和历史的梳理，对许多理论问题没有做出有学理深度的解释，本文拟就其中最主要的三大问题，即“民间外交”的概念认知、哲学基础与制度动因，加以理论阐释 民间外交概念：三重维度 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石，因此民间外交理论构建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概念的解释。虽然移植自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与“民间外交”在所指的外交内容与外交方式上有高度的重合性，但是在文化根基和社会理论基础上却有根本性不同。要完整地认识民间外交概念，不仅需要将其与“公共外交”一词加以辨别，更需要从历史与实践维度、中国文化根基维度和外交行为主体与对象关系维度这三重维度来理解 其一，历史与实践的维度。说到底，概念是对历史与实践的抽象，是先有民间外交的历史与实践，而后才有民间外交的概念认知。因此，历史与实践的维度是认识民间外交概念的“第一维度”。从历史来考察，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是三大支流的汇合：一是晚清以来国民外交的传统。晚清中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不断挨打，丧权辱国，以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国民外交”应运而生。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及至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群体对于废除近代不平等条约的推动，大致形成了一条可以辨认的国民外交路线。二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有“人民外交”雏形，当时的苏联为了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分别由工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出面邀请各国的相应组织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新中国刚成立时同样面临着西方国家不认同与封锁的问题，也积极开展了“人民外交”。三是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期开展民间外交的传统，尤其这时中共领导人与后来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工、青、妇、和”四大团体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挥了外交功能，而且人民外交协会、贸促会等机构的设置也都在官方外交之外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建交之前的中日“以民促官”“民间先行”，中美“以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虽然背后有政府决策的影子或“半官方”性，但其正是以民间外交的名义被各方面接受的。可见，民间外交的概念并不表明必须是纯粹的“民间”团体或个人之间的跨国性交往，它实际上更多地意味着不是由官方或政府直接出面的外交活动，以及相关各方愿意认同这种外交关系的“民间”性质 其二，中国文化根基的维度。“官―民”二元结构与“官―民”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民间外交的概念也是深深植根于这一文化传统之中。由于“官―民”二分法与二元思维形成了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政治文化的一种“前认知”，因此，对于普通的中国市民来说，理解“民间外交”概念并不困难，其心理自然会有一个“官方外交”的对应物。但是，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大多数知识阶层人士，对于“公共外交”一词的含义也多有疑惑，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公共外交”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的陌生感与疏离感。与“民间外交”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一样，“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概念植根于数千年的西方政治思维之中，这就是“公域”（the public sphere）与“私域”（the private sphere）的划分。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产生，这种“公权力―私权力”划分在西方有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