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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及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摘要：利用湖北、河南两省84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禀赋依赖与能力水平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而经济资本禀赋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预期和自身能力水平、与其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匹配路径，促进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其就业能力与放宽行业准入条件 关键词：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迁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兴力量，而且为加速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受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外部因素制约，迁移劳动力很难在城市中实现永久性迁移，进而出现了暂时性迁移、循环迁移或回流到农村等不稳定迁移模式。同时，当前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是所依赖的禀赋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于城市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迁移能力、工作可获得性和就业层次均相对较低。但不难发现，劳动力迁移除了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外，还会受到迁移主体禀赋依赖路径和能力水平的约束。据此，本文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通过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Muh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是指农民夫妻同时离开村里到城镇务工时间超过六个月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禀赋和个人能力的异质性对迁移行为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性，尤其是禀赋依赖程度和个人能力异质性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机会的可获得性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在家庭禀赋方面，格拉斯（Glass）认为衡量家庭背景好坏的标准可以从父母或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衡定。而司库尼尔（Scoones）将生计资产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类型。石智雷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个人发展预期逐渐趋于理性，并且农民家庭禀赋形成的长期保障效应会弱化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动机和行为。在能力水平方面，舒尔茨（Schuhz）指出，对大多数群体而言，天赋能力水平和分布大致趋同，但后天的学习和培训对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贝克尔（Becker）、明瑟（Mincer）结合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个人技能、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变量对劳动力迁移?Q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隐含地提出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劳动力迁移而消失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而且劳动技能差异会导致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分离和工资差异。但是，劳动技能的差别关键是后天获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有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即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另有研究认为技能型就业和高收入水平能明显降低迁移劳动力两栖流动的概率，同时家属随迁能显著增强迁移劳动力城市居住稳定性。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民群体能力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农村劳动力迁移不仅收获了工资性收入，获得了技能成长路径，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扩展了社会网络，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奠定了基础。在迁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有研究认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个人发展能力的贫困，而能力的贫困一方面是迁移劳动力个人禀赋因素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环境对迁移劳动力的影响，致使该群体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权利。也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地理因素对农村已婚男女从事非农工作的稳定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富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初始目标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因对工作性质和自身非农就业能力认识欠缺，将追求预期收益作为能否接受工作的首要动机。但是，现阶段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部门不仅存在劳动力数量过剩，而且还存在劳动力质量过剩。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演变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一方面，“民工荒”必然引起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并逐步实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遇；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同样会调整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减少“民工荒”发生的频率。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有选择性的，需要的是熟练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也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熟练劳动力才能支付得起迁移费用，而高质量劳动力的注入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刺激了资本等其他发展要素的需求，这又反向刺激了该地区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