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郑屋汉墓.PDFVIP

李鄭屋漢墓 古時中國人相信靈魂不滅，生前與死後的世界，生活形式不變，所以強調“慎終追遠”及“事死如事生” 等觀念，並按照先人的生活方式為其安排後事，在墓中放入大量的日用器皿和貴重物品。尤有甚者， 帝王貴族更採用人殉，要身邊的侍從奴婢從死，以便繼續照料他們的起居生活。因此，墓葬出土的文 物種類、古墓建築形制，甚至墓地的安排，均能反映當時的經濟生活及文化面貎。 漢代立國後，華南農畜業大有發展。漢代出土的陶倉模型，一些為桿欄式建築，顯示陶倉以木柱支 撐，與地面分隔，用以適應南方潮濕多雨的氣候，亦反映當時糧食產量增多，需要建倉貯糧。 此外，一些在廣東發現的陶屋模型，後院附有小溝和豬隻模型，可推斷為飼養禽畜的地方，證明當 時一般農民不只是種植米糧，還飼養禽畜來維持生活。這些隨葬陶器表現一片豐衣足食的景象浮現眼 前，亦是後人對先人的祝福。 從廣東省出土的陶倉、陶屋和陶城堡，顯示建築技術發展至漢代，已進入成熟的階段，技師已能使 用土、木、磚和石等不同材料來建築。 從明器和墓磚畫像中觀察，木構建築由西漢的單層房屋轉變至東漢 時期以多層為普遍，更出現了高至四、五層的建築。建築的形式亦趨 多樣化，例如杆欄式(以木欄杆為地基建築) 、曲尺形、三合式、(以三 組結構組成的建築) 、樓閣式和城堡式建築。 西漢初年，嶺南地區仍是越、漢民族雜處的局面，到漢武帝統一嶺 南後，越、漢民族才加快融合，中原文化在這裏廣泛流佈。 這從不同歷史時期廣州漢墓隨葬品的內容上，也得到了反映，例如極具地方色彩的印紋甕、三足罐、 聯罐、三足盒、提筒等陶器，以及越式盤口直足鼎等，在西漢前期的南越王墓及其他葬墓中皆曾發現， 但到西漢後期就基本絕跡，代之而起的是中原地區常見的屋、倉、灶和井等隨葬陶製模型。 廣東漢墓出土的陶器，包括明器及日常生活用器，以灰白胎的硬陶為主，紋飾以方格紋加上幾何形 狀的戳印紋為地方特色。出土的漆器上則有不同的烙印，代表地方上有自己的製漆手工藝。 青銅器隨葬品則包括兵器和日用器具，除了部份越式器皿外，其他與中原的形制相同。廣東地區發 現的漢代鐵器，雖然大部份來自北方，但也有少數是本地生產。番禺位處珠江口，而廣東地臨南海， 是一個天然的產鹽地區，中央政府在番禺設鹽官徵稅，相信當時造鹽技術已經十分發達。 秦漢時代的番禺(即今廣州一帶)為一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天然良港，加上越人善於用船，海上 活動頻繁，漢時期已成為一個重要港口。西漢政府使者的船隊，更沿海駛往遠達印度南面的斯里蘭卡。 1972 年廣州市發現巨大秦造船工場遺址，佐證番禺擁有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熏爐，燃點的香料均來自東南亞，說明當時的海上貿易興旺。與此同時． 李鄭屋古墓簡介 3 - 1 墓中又發現有漢、南越、匈奴、巴蜀及駱越的文物，這可以證明漢代這裏不但與中原有緊密聯系，亦 與其他地區有不少交流或貿易活動。 李鄭屋是李屋村與鄭屋村的合稱。李鄭屋古墓所在地原為尖山山脈 向南伸展而來的一個小山的南麓，該處昔日為一片北向南傾斜的坡 地，其濱海的地方，朝南為深水埗，西南是長沙灣。山腳處原有李屋 村和鄭屋村，這兩村客家族人相信於清朝年間遷入，附近還有蘇屋村 和黃屋村。 二次大戰後，外地移民湧入，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不少家貧而不能負擔屋租的居民，只可依山搭建 寮屋居住。這類木屋居民，佔當時人口很大比例。 1953 年聖誕節晚上，石硤尾寮屋區發生了一場持 續 5 個多小時的大火，造成 58,000 人無家可歸，政府即採取緊急措施．在石硤尾、大坑東及深水埗 一帶，興建大量房屋以遷徙及安置災民。 1955 年 8 月，當建築工人正在準備興建李鄭屋邨，剷平東京街尾一處山坡時，無意間發現了一座 古墓。當局隨即封閉墓穴，邀請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聯同該校師生進行發掘清理，而工 務局也派員協助發掘，並負責攝影和測繪工作。 古墓本位於海蝕階地，高出海平面約 13 米。墓朝西南向海。從前古墓非常接近海邊，但因上世紀 以來多次填海，加上興建赤臘角機場期間在九龍西部興建快速公路及進行大規模基建工程，致使古墓 與海岸線的距離，由原本的不到 500 米增至接近 2,000 米。 墓室用磚砌成，平面作“十”字形，前為羨道(入口) ，前室居中，地面呈方形、上為穹窿頂。後室和 兩個耳室皆為長方形圓卷頂建築。後室的後壁底部有一小券形小龕。部份羨道在發現時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