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诗人心态.docVIP

生态环境与诗人心态 关于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国古代有“江山之助”论。刘勰《文心雕龙bull;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新唐书》张说本传说“(说)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山林皋壤”确实能激发文人的灵感，说它是创作的源泉也不为过;偏远之地的“江山”亦可影响诗人的身心，进而影响诗歌的风格，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虽然前贤之论有仅限于情景关系的嫌疑，但也给我们探讨环境对诗歌的影响以莫大的启发。生态环境中的地理区位、山川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多种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关联的整体，对文学产生多向度的影响。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通过诗人表现出来，具体说是通过诗人的生理感受、心理活动，诗人的身心变化影响诗歌的内容、题材的选择，最终影响诗歌的艺术风格以及语言表达、意象选择、审美方式等。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自然生态环境对提高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类精神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即生态环境对人类有着积极的“精神效用”［1］。以生态本体论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美学强调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应环境保护的时代需求而起，自有其合理之处。就古代文学领域而言，生态环境对诗人心态(或说精神状态)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如地理位置的偏僻，气候炎热，瘴雾弥漫，地貌荒凉等，常给诗人的心态带来消极影响，产生失意、沮丧、恐惧、悲伤、绝望等情绪，本文称之为生态环境的负效用。那些“一官瘴土”而埋骨他乡的诗人可作为这一负效用的注脚。自然生态环境中山奇水秀、物产丰富等正面因素往往对诗人心态产生喜悦、新奇、惬意等积极情绪，不妨称之为生态环境的正效用。那些到风景秀丽之所宦游、目睹佳山秀水之后发出“兹游奇绝忘羁宦”(范成大《次韵许季韶通判雪观席上》)感叹的诗人亦可作为证据。“ 粤西”是广西的古称之一。唐宋时期粤西的生态环境中既有地理幽遐、气温高、瘴气多等负面因素，也有山拔水清、洞奇石美、物产资源丰富等正面因素。其对诗人心态或说精神状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大致概括为:沦落心态、忧惧心态、喜山悦水心态、乐游心态。 一、沦落心态 唐宋时期，粤西辽远的地理区位常常使身处其地的诗人产生沦落感。 粤西僻处西南一隅，闭塞落后，远离中原王畿，最南端的钦州“北至上都五千五十里，东北至东都四千八百五里”［2］952，中部的柳州和北部的桂州到上都长安、东都洛阳的距离也都有四千里左右。远道而来的外地诗人一踏足该地，便有一种处于天地边缘的感觉，仿佛由人间乐土沦落于“魑魅之乡”、非人之境。 古人一向以中原地区为天地之正中，中原之外的四方皆为鬼魅之地。如《左传bull;文公十八年》说:“流四凶族hellip;hellip;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偏见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五岭之南、涨海之北的粤西更被视为“天边国”、“天涯”等。唐睿宗景云间(710－711年)宋之问流钦州逗留于桂州时所作的《桂州三月三日》说:“代业京华里，远投魑魅乡。登高望不极，云海四茫茫。”唐朝南方的极边之境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即当时的安南都督府，但在宋之问的意识中，粤西桂管的桂州与容管的钦州与安南无甚区别，都是“魑魅之乡”。古代相传北雁南飞不过衡阳，而桂州“北去衡阳二千里”，以至于诗人作“无因雁足系书还”(《登逍遥楼》)。地理幽遐，音讯难通，因而到粤西的诗人有被隔离于中原之外的边缘感。“非九州之域”［2］952的钦州，濒临天然巨浸北部湾，流放该地的诗人更是有到天地尽头的感觉，宋之问流钦州途中至藤州时即作“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发藤州》)在钦州贬所逗留两年多的张说将钦州之贬看作“万里投荒裔”(《岭南送使二首》其二)，“南溟宅放臣”(《南中赠高六戬》)，地处天涯海角，诗人的情绪往往是多愁而善感，“江势连山远，天涯此夜愁。”(《和朱使欣二首》其二)钦州东南一百多里的合浦，同样濒临北部湾，亦被视为人迹罕至的魑魅之乡。唐肃宗至德年间张说之子张均流合浦就作“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流合浦岭外作》)中唐柳宗元贬柳州，亦借木槲花来形容自己是“飘零今日在天涯”(《种木槲花》)。 流贬诗人皆因悲伤、失落等情绪而使诗句语带夸张，其他一些幕府、游宦诗人也将粤西视为万里之外的天涯而抒发飘零之感。大历年间(766－779年)戎昱客桂管为观察使李昌巙幕僚时就有:“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桂州腊夜》)把旅居桂州的自己说成是“岁暮天涯客”(《桂州岁暮》);敬宗宝历年间(825－826年)出为桂管观察使的李渤，于途中见北雁南飞时深有感触，形容自己赴桂州途程之远亦如雁之“往复皆愁万里程”(《桂林叹雁》);李商隐形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