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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法律规制现状研究 一、电信业发展的特点 科技的进步带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生产成本得以降低，这在由“摩尔定律”主宰的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技术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突破，而法律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法律争议在所难免，这给立法及监管部门带来了新问题。2012年以来，电信行业资费竞争与监管争议将科技与法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首先，联通开展语音业务资费的市场竞争引起监管争议。2012年3月20日，浙江联通推出“2G用户随意打”套餐，针对不同人群，分为流量王、长话王、市话王、自由行四大系列。如果是联通2G用户，只要每月在原有套餐上加3元的全省“随意打”叠加包，就能免费打电话。其次，争议发展过程显示出传统电信监管方式的失败。传统的电信三方市场主体为监管方、运营商、消费者，面对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这种三方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监管无力，运营商被逐步管道化，消费者趋向于使用替代电信传统语音、短信业务的新应用。具体而言:行政管理方(即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无力依法叫停“随意打”业务。2012年3月底，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发文要求浙江联通立即停止该业务的广告宣传和受理。该局在通知中表明，《关于浙江联通新增2G移动业务资费套餐备案的报告》(浙江联通〔2012〕97号)违反了此前通信网内网外差别定价的规定。但就监管实效而言，这非但没有达到叫停的效果，相反，该套餐在浙江、广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等省份得以推广。电信运营商积极开展业务转型，参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国联通认为，“随意打”是弱势运营商打破垄断的良性市场竞争行为，是浙江联通在“面对竞争对手大面积的V网封锁，渠道双禁，收卡换卡，大幅度提升佣金导致产品包价格倒挂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为打破移动的垄断地位而做出的选择。中国移动则表示，不是直接跟进价格恶性竞争，而是进一步加强“家庭亲情网”业务宣传，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浙江移动GSM网络负荷已经很高，没有更多承载能力去直接降价竞争;另一方面，浙江移动以GSM网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没有拼价格战的动力，期待通过“短期提高渠道佣金，先稳住自己的队伍，然后提升力度保有存量，通过砸钱”达到“强力策反联通政企和中高端”客户的效果。消费者已经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普及改变了自己的通信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十分认同通信资费下降的趋势。现代的通信已经不再局限于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可替代的方案，同时，语音业务让位于数据流量业务也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电信运营商的共识，主流运营商纷纷推出了语音和流量无限量包月的套餐资费。争议发展结果显示，电信资费新一轮竞争调整使运营商、软硬件服务商和消费者三方皆获益。一方面，虽然语音、流量贬值趋势明显，但运营商并没有因为资费下降而受到损失，相反，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使得网络的整体受益提高;另一方面，电信竞争动力源于设备成本的下降，软硬件服务商从中也受益匪浅。硬件设备商为运营商提供前沿网络技术，升级旧有网络设备，提高网络容量和运营效率，提供适用最新通讯技术的终端设备，提高用户的体验感知水平;软件应用服务商在网络成熟、终端性能支持的基础上，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应用产品，为用户创造新价值。 二、电信法律规制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存的电信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有力的业务监管法律依据。监管机关叫停“联通竞争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和原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通信网网内网外差别定价问题的通知》，以及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立即停止审批涉及网内网外差别定价资费方案的通知》。这些法律以条例或通知的形式出现，在当前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二)电信法律规制对象的演变 首先，电信业务经营者最初仅指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二条第2款:“本条例所称电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其中，第八条指出:“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其次，随着三网融合的发展，通信方式的变革带动了法律调整对象的变更，电信法律规制对象包括电信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综合运营主体。三网融合试点工作突破了传统运营商的概念，使得三网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移动产业“加速了信息技术和双重产业的连接，创造了多种发展机遇。移动与IT相遇，由融合(Convergence)、通信(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组成的产业模式渐渐浮出水面”。“未来IT主要的发展趋势将是在合作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