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下)论文.docVIP

　　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下)论文 .. 赵树理写于1950年的《登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小二黑结婚》的改编本。尽管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宣传因素（新婚姻法），但是有《小二黑结婚》作为改写基础，仍然显得生动活泼。但是亦因为其与具体政策结合过紧，小说的政治张力反而不如《小二黑结婚》。我感兴趣的，倒反而是小说讽刺的现象：在区公所的结婚登记处，青年男女千篇一律地重复：“你们是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意和她结婚？”“因为她能劳动！”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一模式化了的登记仪式，又恰恰昭示了“反封建”的现代性主题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而被国家制度化。许多年后，一位人类学家在他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村的青年在恋爱中重视“有话说”，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前三十年国家在婚姻关系上推动变革的结果。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共同语言’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尽管，什么是“共同语言”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形态各异，但是，有“共同语言”却解释了为什么恋人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46）。显然，从想象、叙述再到国家制度，革命政治曾经在乡村掀起了一场“浪漫革命”，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情感生活，这一点，已经不同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相关叙述（47）。 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仍然是通过这一“爱情故事”的讲述，政治被自然化，它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这一要求又被叙述为是一自然个体的内在期待。因此，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爱情故事”，反之亦然。 由赵树理以及其他“解放区文学”作家共同开创的这一“爱情故事”的叙述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爱情书写，更严格地说，这一爱情不仅成为一种文学隐喻，更是政治隐喻。 杜润生在回忆早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冒进”现象时，曾举河北大名为例，他说，在1952年的时候，当地的村干部在街上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让群众选择，并宣传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48）。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功过得失以及经验和教训，已有众多的历史学家予以评述，我感兴趣的只在于，这一运动是如何被文学重新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叙述实乃一种虚构的产物，也即“某种被捏成形的东西”，但却不是假的、非真实的，或者仅仅是“仿佛式”的思想试验，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活动。因此，在想象的层面上，格尔茨认为小说和其他的叙述活动并无根本的不同，都是在“造物”（49）。然而，这一叙述或者想象活动，却受到众多政治/文化因素的制约，并在制约中重新虚构。因此，在叙述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杜润生回忆的例子，并没有直接进入小说文本，相反，在想象的虚构活动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恰恰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产生的“爱情故事”。 在众多的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这些“爱情故事”如何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坚决的合法性支持。比如，赵树理在他的《三里湾》中，写了玉生和灵芝、有翼和玉梅、满喜和小俊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有关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爱情描写，更是受到批评家的称赞（50）。但是，显然作家真正的着意之处，并不仅仅在于爱情本身的书写，如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那样，“爱情故事”同时承担着“文学/政治隐喻”的叙事功能。而在这样的叙述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事件，同时也是情感事件，所谓的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同时也是情感的共同体。人们经由这样的政治/经济的运动，获得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利益，同时还有美满的婚姻和爱情。正是经由这样的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越了它的政治/经济的层面，而直接进入私人的情感领域，并内化为人的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情感的自然权利的要求。骆宾基的《父女俩》（51）讲述了一个名叫“香姐儿”的青年妇女的故事，香姐儿身世坎坷，一度对生活绝望，但是在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却得到了张达对她的爱。已经有论者注意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妇女解放的意义，“由于合作化运动扩大了人与人的交往，打破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比较狭隘封闭的格局，香姐儿终于有机会冲破传统的限制，与自己所爱的人结了婚”（52）。在中国，某一政治事件的意义是极其复杂的，它在各个领域激起的反响都可能不尽相同，而且，它还具有许多的非预期后果。综合了许多的复杂因素而重新想象的文学叙述，事实上超越了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带有更多的符号的象征意义，这一意义在于叙述有力量将社会群体（比如青年）或者阶层（比如贫苦农民）凝聚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同样重要的，仍然是，革命政治在“爱情故事”的叙述中，开始进入人的情感领域，并有力地构成公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