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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切音字运动历史性生成 作者：黄华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甲午战败，“成中国之巨祸”，在此之后，“变”“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社会观念、行为的转变速度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清末兴起的切音字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晚清获得推广，并得到某些朝廷官员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当时志士的认知框架中，认为切音字是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之一。所以，这里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切音字运动提倡者的这种认知框架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如果这种认知框架、设想和切音字运动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距离，又该如何评估这一运动。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切音字运动，当时志士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切音字身上所带有的诸多特质有可能是摆脱困境的动力性力量，从而折射出人们对社会变革方向的某种判断和把握，用以解释媒介和社会情境的契合程度，为媒介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和观念准备。 一、经验表述和事实理据 提倡切音字的理由之一是汉字繁难，造成识字率低下、民智不开、国家贫弱的连锁反应。事实上，关于汉字难易问题，在文廷式与李提摩太之间就有过一场辩论。文廷式认为:汉字不繁，虽号称有过万之字，但常用之字不过四千;倒是西人字典不下十万字，常用之字亦将近万。李提摩太指出:那为何中国儿童有发蒙后七八年犹文理不通者呢?文廷式答到:此求工求雅之过，非文字之咎也。①文廷式认为是“求工求雅”之过，他是否认为是文言文造成了文理难通呢?他并未明说，这里只是推测。 历史学者王东杰指出，文廷式等人推定的常用汉字数目与卢戆章、蔡锡勇、沈学诸人差不多，结论却南辕北辙，这一分歧的产生源于“立场”的差异。罗志田教授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曾有意识地论证西方坚船炮利的背后实是文化上的优越性。李提摩太等将文字与国家强弱挂起钩来，即体现了这一思路。重要的是，这个看法很快被中国人接受，并由中国人主动说出来，完成了其在形式上的“中国化”。②此前传教士用罗马字母展开传教活动，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效应，故而难免会促使当时志士们以罗马字母等简易文字为参照对汉字进行了重新审视。正是中国在西方、日本面前的节节败退，才让西方语言文字在中国汉字面前有了竞争的底气，从而在中西学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沈学则以欧洲列国、美洲、日本使用切音字实现国家富强为例，认为:“三者莫不以切音为富强之源。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人民既众，宜识字之法更便，不然则多多者皆蠢蠢之辈。虽具耳目，如无见闻。”“写读之疾省，制作之美备，古今未曾有也。一载通国皆能诵读有用之书，三年遍地尽属有用之人，得文字之捷径，为自强之源头，同文之盛，殆将见之矣。”③什么是“有用之书”和“有用之人”?明显是有关格致之书或掌握格致之学的人才是“有用的”。沈学又言:“或谓为富强计，不在另创新字。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用汉文者汉文可也。余谓欲通格致，力求富强，非兼通汉文洋文不可，尽驱国人学洋文，势所不能。必赖出洋之徒，译其书，翻其语，注以汉文，授之子弟。”④沈学的这段话指出了翻译格致之书成为迫切之事，但是他又担心国中之人若发现洋文“写读之易”“利用之大”，怕一有变更就会将汉字弃如敝屣，到时“千古之精英尽矣”，令人叹哉。但是汉字处在当时情势之下，又不得不变，故才撰《盛世元音》。沈学的一纸“心曲”道出了处于过渡时代之志士们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的矛盾和无奈。 对于切音字运动的先驱者来说，他们的个体经验在认知形成过程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从游汝杰的研究⑤可以发现，在福建、江苏、广东一带，传教士比较注重用方言传教，并使用罗马字母为翻译媒介。如果我们对切音字运动的五位先驱稍有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所在的地域和语言经历很难逃脱传教活动的影响。卢戆章是厦门人，基督教徒，受西式教育于新加坡;蔡锡勇，福建人，幼受教育于同文馆，研读外语至少八年，而后随使美国;王炳耀，广东人，为香港早期基督教徒，久服务于教会;沈学，江苏吴县人，少年受教于上海圣约翰学校(著名的教会学校);力捷三，福建永泰人。⑥其后的王照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这种生命履历无疑丰富了这些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从离开故土又返回故土，从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到转而接受西式教育，地理、文化上的历险使得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与当时大多数闭塞的士人有所不同。受到现实危机的驱动，又有传教士的践履在前，使他们多了一份实验的勇气。 二、媒介和社会情境 在切音字运动的提倡者那里，虽然我们仍可以听闻他们对汉字的“赞誉”之辞，但是这种赞誉在很多时候是为推行切音字消除阻力。事实上越是突出切音字的优点，就越能暴露汉字的“缺陷”。在提倡者眼中，由切音字的优点反衬出的汉字的缺陷是一个真命题吗?认知框架中所限定的思维格式是否具有现实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里有必要对切音字和汉字的媒介属性作一番分析。 第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