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学的虚构传统.docVIP

论历史文学的虚构传统 司马迁撰述《史记》之时,文、史、哲仍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文的自觉”的时代还没有来临。然而时代的局限似乎并没有妨碍司马迁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以至于古往今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小说家)不能不视《史记》为取经的圣地。托尔斯泰说:“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①故而研究《史记》的文学性,就应该考察《史记》的虚构问题,由此或许能够接近《史记》艺术的本质特征。实际上,虚构已经成为研究历史叙述者所无法绕行的高山。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历史小说研究领域,虚实问题会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一《史记》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可以任意虚构,因为它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应责无旁贷地对历史演变的轨迹以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加以真实记录,否则既会愧对像齐太史兄弟那样的不惜以生命和鲜血维护历史真实的前代史家,也会招致后人以“曲笔”相评的指责。司马迁的光荣在于,来自于这两方面的遗憾均与他绝缘,从而令人欣羡地赢得了“实录”的桂冠。《汉书bull;司马迁传》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由此可知刘向、扬雄等汉代学者的史学“实录”观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史家须对史料下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功夫,做到“事核”;另一层是指史家要遵循求真原则,准确记录历史事件,做到“文直”。“文直”与“事核”导引史家进入“不虚美、不隐恶”的境界。以这一“实录”观衡量《史记》,便知汉代学者对司马迁的评价是发自肺腑的。《史记》内容的可信性,已被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所证实,比如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就证明《史记》对商代世系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然而,在赞赏《史记》“实录”品格的同时,也需指出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即《史记》存有不少刻意违逆史实的文字,韩兆琦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将其大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诸如“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庄严地写入传记”,“张扬天道鬼神,故作痴傻,实际是借用这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某种态度与信念”②等。有意思的是,这些失实的笔墨,并没有使《史记》失去“实录”的美名。为什么?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史记》有文献依据。例如伯夷的确是莫须有人物,但其人其事先秦典籍均有记载;二是《史记》失实之处多属枝节问题,如对伯嚭、子路结局的处理等,其误谬虽早被研究者指出,但由于所涉及的均非《史记》的主要人物,故而给人以白璧微瑕、无关宏旨之感;三是传统观念的庇护。古人囿于科学水平的低下,知识阶层迷信鬼神的也不在少数,对《史记》中的神怪内容,尽管有少数学者指瑕,但没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这一切,使《史记》两千多年来得以一直保有其“实录”的美名。 当然,绝对的“实录”著作,从来就不曾有过。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的“前言”里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③故而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实录”,更何况它还存有上述种种失实之处。值得深思的是,古今研究者所举出的《史记》“非实录”笔墨之例证,如洪迈《夷坚志bull;自序》所举秦穆公、赵简子、长陵神君、圯下黄石等事,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所举刘媪交龙、武安谢鬼④,以及韩兆琦先生所举伯夷、伯嚭等⑤,竟往往不属于《史记》文学传记中旋律最为动听的乐章。也就是说,这些笔墨与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虚”的概念贴得最近,其文学色彩理应最为浓郁,理应最能展现《史记》的文学魅力。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这一尴尬同样出现在对《左传》等先秦史著之虚实特征的研究上。 朱熹认为“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事”,钱玄同、顾颉刚等则进而将《左传》归入《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类。⑥支撑他们观点的,便是《左传》中的非信史文字。前人于此多有考论。傅修延将之概括为如下两种情形:其一为“喜语神异”,“左氏记述的神异包括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其二为“记述无凭”,“经不住认真的推敲与追究。”⑦《左传》第一种情形的文字,与《史记》中的神鬼故事一起,均构成后世志怪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自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不过,这些鬼怪故事绝非《左》、《史》最出彩的叙事片断。再看《左传》第二种情形文字,则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古今学者所举之例证竟是如此的贫乏,仅限于少数几则,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亲逃隐前的对话,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的自语等。其中后一事例,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左传》记述该事曰: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纪昀质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