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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谪诗歌创造心理思索 本文作者：刘晓林 单位：衡阳师专中文系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这璀璨夺目的诗歌王国里,有一类特殊的作品:迁谪诗歌。历代文人,无一不想把满腹经纶售与帝王家,而历代统治者的残忍寡恩,从来没有给文人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人士子,无一不是悲剧的结局。这是因为,文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品性、人格,就自然与统治者格格不入,最终为当权者弃置冷落,甚至丢掉性命。其次,有一类文人表面看来是官运亨通,隆恩备极,然而却要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代价,俯首贴耳,甘做奴才,也就丧失了文人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这其实是更为深刻的悲剧。综观几千年的历史,文人入仕,遭贬斥流放者不计其数,代有其人。文人遭谪,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一条,则是进步文人士子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往往是超时代意识的,他们所追求的永远是现实生活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 这样,“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发生了。”①于是,文人就有了罢官贬谪乃至坐牢砍头的命运。文人一旦遭到迁谪,所学的圣贤之道受到非议,理想破灭,壮志难酬,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一腔悲愤,发诸笔端,用文字来渲泄心中的愤懑,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内容特殊的迁谪文学。这类作品,因为作者具有特殊的创作心理,所以作品内容与形式都有一定的独特性。如果不从创作心理上去考察与分析,就很难把握其内在的美学意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随时都会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和情感的起伏变化,而不同的情绪与情感,都会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情绪、情感纷繁多样,早在二千多年以前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内经》,对人之情绪之所属所伤就有着系统的论述,它把人的情绪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类,并提出“怒伤肝,哀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②的理论主张。自此之后,历代医家均有所发挥,并由此而构建了中医的心理疗法。近代心理学家对于情绪和情感的研究更是科学化、系统化,进一步揭示了人类情绪对心理变化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的生理机制。按现代医学理论,根据人的情绪发生的强度、速度、紧张度和持续性,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情绪状态分为心境与激情两大类。所谓心境,亦即人们称之的“心情”,是一种使人的一切体验和活动都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轻微而持久的情绪状态。 “这种情绪状态不是关于某一事件的特定体验,它具有广泛、弥散的特点,它成为人们内心世界的背景,每时每刻发生的心理事件都受这一情绪背景的影响”③所以当人们处于不同的心境时,就会对周围事物的反映都染上自己的情绪色彩。同是风和日丽,情绪高兴者感受到的是美不胜收;而情绪悲伤者则感到的是触目惊心。同是秋风萧瑟,悲伤者身心俱寒,高兴者神清气爽。所以古代诗歌创作有“移情”之说,即情以景出,借景抒情。对此,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谈美》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移情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通的经验。自己在喜欢时,土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悲吟;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为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时清苦。”这段话十分生动地说明了情感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可见,情绪的变化,是迁谪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从而也使迁谪诗歌具有“感伤”的重要特征。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而是词就是作于诗人贬谪郴州的任所。由于朝中党争激烈,而作者又不善逢迎,故不见幸于权贵,先贬杭州,再贬郴州。暮春三月,诗人登楼远望,所见景物无不是凄凉朦胧,云迷雾障!理想的桃园仙境,无处可见;独居孤馆,更觉春寒料峭!残阳如血,杜鹃如泣,一切春景在诗人眼中,无不令人感伤悲恸。 这就是心境所产生的心理效应。“激情”是一种迅猛爆发、激动而短暂的情绪状态,激情常常是由意外事件或对立意向冲突引起的。激情的爆发可以是正性的,也可以是负性的。日常生活中,诸如暴怒、惊恐、独喜、悲痛、绝望等激烈状态都是激情的表现。相对“心境”而言,激情在情绪发生的强度、速度、紧张度上都要强,而“持久性”则相对弱得多。这种情绪状态对迁谪诗歌创作同样有巨大的影响。首先,文人往往是因为正性的激情导致的迁谪。韩愈之贬潮州,就因为他一时为激情所左右,不顾后果,冒颜直谏迎佛骨之事,终于导致龙颜大怒,远斥僻壤。其次,在贬谪过程中,这种激情并不能一下子消失,往往会或强或弱地存在于精神心理之中。这也就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昌龄贬斥龙标之时,有《为张贵赠阎使臣》一诗,其中有“哀哀就玉人,楚国同悲辛;泣尽继以备,何以辩其真,”的痛苦呐喊,这又何尝不是无端遭贬,沉冤莫白的激情的渲泄呢?总之,情绪情感是对事物态度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态度的本身。体验是情绪、情感的基本特色,离开了体验也就没有了情绪、情感。文人当理想受挫,仕途多舛,蒙受莫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