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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探究摘要：笔者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的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3)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4)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负相关。 关键词：公共支出转型；规模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效应 作者简介：刘俊英(1974～)，女，河南商水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和公共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20-04　收稿日期：2008-03-18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逐渐削弱，公共服务职能日趋增强(陈继明，2007)。公共支出作为政府政策取向的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这必然反映在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调整上。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失衡问题，即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作为量化政府职能转变行为的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效应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所指的经济发展，既强调经济总量的经济增长，也包括强调社会公平提升的公平增长，因为忽视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认识到政府支出的生产性特征以及政府支出的不可替代性后，1960年以来，许多学者就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对于二者关系的检验研究，不同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一类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负相关，与生产性支出正相关。如Gfier和Tullock(1989)的经验分析表明，GDP的实际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显著负相关，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Aschauer(1989)的经验分析表明，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小得多；Barro(1991)明确区分了公共支出中的非生产性政府消费和生产性公共投资，其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消费对人均GDP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共投资对人均GDP有正面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中国学者郭庆旺、吕冰洋和张德勇(2003)则从社会总产品的供需平衡方程出发，构建起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占总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占总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对必要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第二类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非生产性支出正相关，与生产性支出负相关。如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指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取决于这两项支出的产出弹性，并对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传统的生产性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龚六堂、邹恒甫(2001)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的关系不确定。如Huhen和Schwab(1991)的研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对生产率的替代有正的效应；Munnell(1992)和Gramlich(1994)通过估算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来研究其提高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公共投资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效应并不确定。 关于政府公共支出与社会公平关系的文献较少。伯德和德(Bird and De Wulf，1972)曾经这样写到：“税收不可能使穷人变富，要改变其收入低于某一合理的最低水平的那些人的收入状况，就必须主要通过预算的支出来解决，其中包括诸如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等服务的直接提供，或者干脆通过转移收入方法，或者通过创造就业政策。”尽管公共支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某些方面起着作用(WorldBank，2003)。国内学者寇铁军、金双华(2002)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支出直接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为每一个公民创造了起点公平的条件，财政补贴支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比较大的收入效应。此外，他们以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公平指标，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