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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垄断法规制方式演变及原因摘　要：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经历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的演变过程。行为主义规制的重点是垄断行为，结构主义的规制重点是垄断状态。行为主义较为温和，结构主义则比较严厉。美国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变化是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垄断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本身没有优劣之分，美国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变化是垄断本身和反垄断要求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反垄断法；规制方式；行为主义；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97-03 一、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演变：行为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主义 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又与自由竞争对立的垄断，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大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制订了一系列反垄断法律。作为现代反垄断法的故乡，189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法》，从此揭开了世界反垄断立法的序幕。 在100多年的反垄断实践中，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具体说来，美国的反垄断的规制方式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变和从结构主义再到行为主义的转变过程。二次世界大战前，反垄断机构奉行的基本上是行为主义。罗斯福新政开始，从行为主义转向了结构主义。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又逐渐回到了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规制的重点是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禁止和限制，力求通过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制止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结构主义规制的重点是垄断状态，主要表现为对市场集中度的控制，力求通过对市场结构的调整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作为两种反垄断的规制方式，行为主义较为温和，结构主义则比较严厉。 二战前，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及实践具有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反垄断法律和反垄断机构规制的重点是市场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主要看企业是否实施了违反法律的行为。二战后，反垄断立法及实践的规制方式从行为主义逐渐转向了结构主义，人们相信“大的就是坏的”，无论是否采取了违反法律的行为，垄断本身就是违法的，反垄断法律和反垄断机构把规制的重点放在控制结构和垄断状态上。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反垄断立法和实践悄然发生了变化，反垄断法规制方式又从结构主义回到了行为义。 美国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这种变化集中地体现在垄断机构对垄断的认定标准的变化上。 从美国反垄断活动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三个标准来决定一个高度集中的产业是否违反《谢尔曼法》。按照最宽大的标准，必须发现有精心策划和确实从事从产业中排斥竞争者的过错，才是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再则，它们所用的方法，必须是越出商业道德范围，达到可以认为是掠夺性和不正当的程度。按照较严格的标准，甚至用正常的和合法的商业方法来排斥竞争者也可以认为是非法。按照最严厉的标准，是否非法取决于市场结构，即只要拥有了“太大的”市场份额，不管它是怎样获得的或者是保持下来的，是否具有排斥竞争者的行为，都看作非法。 美国的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标准，经过了行为违法――结构违法――行为违法这样一个循环过程。 在反垄断活动的早期，法院主要坚持宽大的标准，按照该标准，垄断是一种活动而不是状态，只有采取了不正当手法反对竞争者的大企业才被认为是非法的。当时的石油和烟草托拉斯之所以被法院解散，并不是因为它们大，而是因为它们使用了不正当手法反对竞争者。1911年，最高法院命令美国烟草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各自肢解为若干独立的公司。在宣判这些声名狼藉的垄断者有罪时，最高法院宣布了重要的“合理的准则”：只有对贸易的不合理的限制(兼并、协议等等)才属于《谢尔曼法》应加以制裁的范围，并视为非法。 “合理的准则”事实上导致针对垄断兼并的反垄断法变得毫无效果，正如美国钢铁公司(1920年)的情况。虽然JP摩根通过兼并而形成的这家巨型公司，在其颠峰时期曾独占60%的市场，但最高法院却认为，企业规模大小本身并不构成违法问题。 罗斯福新政以来，反垄断的实施趋向强烈，法院的决策转向于较严格的标准，占“太大的”市场的集团，即使采用正当的和正常的方法排斥竞争者也是违法的。美国铝公司案件(1945年)既体现了“新政”行为主义的高潮，也代表了法院对垄断的打击走到了最远的疆界。美国铝公司占有90%的铝市场，但它们达到这一步所用的手段本身并不违法。它估计到需求的增长，提前增加了设备，并保持低价以防止潜在竞争者。它主要是通过使对手进入该行业时无利可图来维持它的市场份额，而并非从事于反竞争活动。然而，法院判决美国铝公司违背了《谢尔曼法》，认为哪怕是合法获得的垄断权力，也会引起经济病态，应当被判罪。这一时期，法院开始强调市场结构及其市场行为：即使没有其他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