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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3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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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公共产品供应中成本分摊问题探究
村级公共产品供应中成本分摊问题探究摘要:解决村级公共产品供应中成本分摊问题应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着手,明确政府供应主体地位,加大政府财政的投资力度,强调发挥政府在村级公共产品成本分摊上的主体作用,同时创新分摊方式,多元化分摊,发挥村级非政府组织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民间资本的作用,解决成本分摊问题。
关键词:村级公共产品;成本分摊;非政府组织;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目标,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问题中,农村的公共工程、公共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成本应如何合理地分摊正越来越为世人关注,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基本民生问题的关键。
一、村级公共产品供应中成本分摊问题的缘起
(一)人民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时期,村级公共产品的供应实质上是人民公社动员下农民的“自给自足”。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分摊主要有两个渠道:财政渠道和制度外渠道。在“多取少予,农业哺育工业”政策指导下,财政资金十分有限,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依靠制度外筹资。同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工分制,即将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的效益以工分为权数分配给社员,农民成为隐性的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分摊者。
(二)改革开放后至农村税费改革前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已由乡镇政府代替,同时设立了相应的乡镇财政机构,但由于其支出范围和筹资能力有限,制度内财政所能筹集的包括税收和企业上缴的利润等财政资金不足以支撑庞大的村级公共产品开支,制度外筹资成为一种必然,成本的分摊较为杂乱与随意。农民被强制征收费用,成为显性的成本分摊者。
(三)税费改革后
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三提五统等各种杂费,建立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2004年起已开始取消农业税)。村内兴办各种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由村民大会讨论民主决定采取“一事一议”。农村税费改革从政策上规范了政府行为,堵住了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和各种摊派的“口子”,但农村公共产品供应资金严重不足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作为受益主体的农民,只有通过自己出资,供应私人产品填补公共产品的需求缺憾,无形中,还是农民承担着村级公共产品的主要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的成本分摊机制尽管经过了上述3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但其本质的东西却未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长期缺位,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始终是农民的“自给自足”,农民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台前幕后地一直扮演了村级公共产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的角色,是不合理的分摊。改革现有的不合理、不清晰的村级公共产品成本分摊问题迫在眉睫。
二、村级公共产品成本分摊不合理的原因探究
(一)政府部门作为村级公共产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角色扮演不到位
1、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财权与事权不对等。乡镇财政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工商税、农业税、政府职能部门收费、向农民收取的统筹经费和上级财政下拨的专项补助。取消农业税、取缔基层“事业性收费”即“三乱”费用之后,一些以农业税或是村级收费作为财政支撑的地方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乡镇政府财政运作捉襟见肘,难以承担村级公共产品的供应成本。另外,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各级政府的差异很大,极不规范。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控制加强,财权不断向上移,而对下级政府的事务要求越来越多,事权不断下放。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上级政府负担的村级公共产品的成本。地方(乡镇)政府“有事无财”,缺乏与事权相称的必要财力保障情况,其对村级公共产品的成本的承担水平每况日下。
2、决策机制不合理,政府财政的投资方向偏差。我国的村级公共产品供应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是否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农民缺乏需求表达途径,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很显然,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政府不能对实际进行调查,全面了解农民的公共产品真实需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偏好代替了农民的需求偏好,这样必然造成了很多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或无效供给,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得不到提供或供应不足。同时,在公共资源配置上政府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用于城市公共产品上,而对农村公共产品重视不足,政府财政在公共产品供应的投资上呈现城乡二元化。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不顾农村的客观现实条件,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过于主观随意,将目光集中于那些位列考核指标之列、见效快的项目,倾心于“政绩工程”,致力于眼前华丽美观,热衷于形象和”门面”,而忽视长足经济发展平台建设,导致供应成本较高、公共产品增长无序,公共资源极大浪费,无形中还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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