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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及谐社会中农村扶贫效率探索摘要：贫困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现阶段，由于目标瞄准机制不完善、反贫困模式单一、贫困者主体地位弱化以及在反贫困中重物质建设、轻能力建设等问题导致我国农村扶贫困出现了低效化。只有不断完善反贫困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确立贫困者的主体地位、实施开发和救助并重方针，才能提高反贫困效率，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扶贫；效率；和谐社会 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穷困与发展不均衡问题是困扰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既遏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农村扶贫效率逐步降低的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不断加大扶贫的投资力度，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只有2148万人，只占农村人口的2.4%。但与此同时，农村反贫困治理也出现新的挑战――扶贫效率逐步降低。导致反贫困效率低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反贫困政策没有随着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变而进一步完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目标瞄准机制不完善 按照现行的扶贫政策，国家扶贫资金直接划拨到县。但是，在现阶段虽然贫困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2.4%，但分布却比较分散，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一方面，以大行政区为单元的贫困区域缩小了，原来以县为单位的相对集中分布的贫困区逐步转化为乡、村级贫困区。即使在贫困村，非贫困人口也占相当部分。另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如缺土的西南大石山区，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秦巴贫困山区和积温严重不足的青藏高寒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目标瞄准机制很容易造成低效率。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中，一方面，一部分资金流向了非贫困乡村和非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跟踪和监督机制，经常出现扶贫资金被挪用和截留，使本来应该救助的对象得不到救助。国家审计署对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994～1996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表明：财政部门占有扶贫资金用于发工资或其他支出4.4亿元，主管部门和用款单位挤占挪用以弥补行政经费、建房购车、乱借乱支、公款私存等6.6亿元，把发展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实行有偿使用，并收取占用费。所以，虽然国家每年用于扶贫的专项资金不断增加，但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却没有提高。 （二）反贫困模式过于单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的开发式扶贫，如“以工代赈”、“优惠贷款”、“项目扶贫”等都是希望依托经济增长来缓解贫困。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项目制定上越来越注重效益，而非真正用于扶贫，脱离了贫困者的实际需要。项目的落实，可能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在“大分散、小集中”状况下，经济增长和穷人的关联度已经很低了，通过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成果自动“滴落”到贫困阶层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缺失；再加上现存的绝对贫困人口中，五保户占1/5，残疾人占1/3，另有一些是常年被疾病困扰没有劳动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极低的，贫困者很难通过项目自我发展，因此，传统的开发式扶贫，就难以起到作用。 信贷资金中扶贫贴息贷款瞄准的应是贫困农户，但在1994年以前，贷款瞄准的却是贫困地区的生产企业，只有很少一部分瞄准的是贫困农户。《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后，虽然要求扶贫贴息贷款主要应该瞄准贫困户，但实践中这项要求执行并不彻底。从农业银行方面看，由于贫困农户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单一的生产结构，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还贷能力差，对贫困户银行是惜贷如金，他们更愿意把优惠贴息贷款贷给企业和富裕户；从贫困户方面看，过于繁琐的贷款申请和审批程序，苛刻的贷款担保和抵押条件，常使他们望而却步，使扶贫贷款难以真正起到扶贫作用，扶贫贴息贷款政策产生的经济利益相当多一部分流向了非贫困人口。由此，反贫困的效率也就难以提高。 （三）贫困者主体地位弱化 我国的反贫困，是政府主导型的，它忽视了穷人作为发展主体的作用。在以往的扶贫开发中，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贫困者无法参与决策的制定，只能被动地接受，使贫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发挥。此外，在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因为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贫困者自身没有强烈的脱贫意识，极大地制约了反贫困效率的提高。 （四）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