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准社会交往.docVIP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准社会交往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是传播心理学中的一个名词,是霍顿和沃尔在1956年提出的。霍顿和沃尔“探讨了大众传媒受众跟传媒中出现的人类表征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在该交互作用中将产生一种准社会关系,使用者对准社会关系的反应就像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一样,这一反应就被称为‘准社会交往’”。① 　　准社会交往的内容主要包括观众对节目中传媒人物的观点的理解与评判,对传媒人物本人的态度和情感,以及将传媒人物的行为方式加以内化等。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传媒人物包括当事人、正反方嘉宾、现场观众和主持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这些节目参与者自由、随意地发言和辩论,就像日常生活中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一样,节目的参与者在演播室中共同营造了一个以人际传播为主体的“聊天室”。 　　 　　准社会交往的表现 　　 　　我们所研究的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应该是这种形式:参与某个话题辩论的两组人是对抗方,每组都支持某一方面观点,并试图说服观众相信其观点正确,让观众支持。同时在辩论过程中存在简短的讲述和访谈,因为这些讲述和访谈可以作为反驳对方观点的依据。主持人主要是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来维持秩序,并寻找辩论中的分歧与矛盾。换言之,主持人必须挑起对抗,同时也必须防止辩论由于情感激烈程度的提升而引起争吵。这种节目以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和齐鲁电视台的《开讲天下》为代表。 　　电视机前的观众对节目中某一方观点的认同,使得他们感觉面对的就是持相反观点的“对方”,必须驳倒对方,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节目中的发言者诉说的观点过于偏激,与观众自己的观点大相径庭,或者发言者的观点得到观众的认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和演播室的观众一样,通过脸上的表情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皱眉头、摇头、点头等,有些观众甚至会自言自语,赞同或反驳讲话者的观点。就像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往一样,这就是节目中准社会交往的表现,但这种准社会交往仅限于对发言者观点的理解与评判。 　　另外,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大大加深了节目中准社会交往的程度。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熟悉面孔的嘉宾,这些嘉宾都是社会名人或者网络名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他们(包括电视节目、网络博客等),将自己的思想与这些嘉宾的观点进行“交流”,久而久之,观众就形成对这些人物的态度和情感。当这些嘉宾在节目中发言时,观众会潜意识地表示“友好”或者“厌烦”。准社会交往的最高层次是观众将他们喜欢的嘉宾的行为方式加以内化,即对这些嘉宾行为方式进行模仿。例如观众会模仿他们的穿着、讲话方式、行为动作等,这就像现实中常见的追星效应,这是观众对传媒人物形成情感依赖后的产物。 　　 　　准社会交往产生的原因 　　 　　首先,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电视节目之一。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所营造的“直播体验”氛围是准社会交往产生的基础。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间的谈话交流引入屏幕,并将这种交流直接作为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大众传播节目。在节目现场,“除单纯的口头语言外,还有表情、语调、语速、体态、动作等大量非语言符号的参与,共同营造一个极富个性和真实感的‘谈话场’。这个‘谈话场’一般是由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相互作用组成的以交流、反馈为形式的‘场’。”②特别是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由于参与者之间互动频率很高,现场观众的参与性也很强,所以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是很丰富的。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视谈话节目能够在谈话的现场综合利用多重信息渠道,利用大屏幕插入图像、文字,利用电脑引入场外信息和见解,参与现场讨论等,播出时还可以使用如多画面、叠加字幕、图表、三维动画等等。这些元素与演播室内的“谈话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场”,通过电视媒介传递到观众眼前。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采用直播或直播形态的录播的播出形态,完整保留了现场人际互动氛围,再加上综合利用各种信息渠道,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形成一种人际交流的态势,给观众一种“我就在现场”的直播体验。在这种“直播体验”下,观众会将电视中的人物当做真实人物,并与之交流。当电视机前的观众对节目中的某些言论做出反应的时候,准社会交往就产生了。 　　其次,由于节目议题的社会性、争议性,使得电视前的观众产生一种表达自己观点的冲动,特别是当节目中讨论的话题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这种冲动就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冲动是准社会交往产生的驱动力。 　　例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都是选择每周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人们关注的焦点、热门话题作为选题,这些话题具有新闻时效性、公共性、争议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节目选择的都是最近发生、和社会发展以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