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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广播电视研究的九个关键词 　　2008年的中国广播电视研究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前行。传统的一面是指这一年的广播电视研究没有实质意义的学术创新；创新的一面是指传统问题孕育、积累着发展的能量，一些认识得到澄清，一些尝试正在进行。 　　 　　关键词一：50年/30年 　　 　　这年正值中国电视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历史节点上，进行电视发展阶段性回顾和反思的文章引人瞩目。时间段的划分未必具有重要意义，但50年的回顾可以勾勒电视发展的完整过程，而30年的总结，则描绘电视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段，因为电视的普及以及发挥实质性影响主要发生在这30年。《南方电视学刊》组织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从节目形态、发展节点、体制变迁等角度进行历史回顾。① 　　电视节目的变迁是考察中国电视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涉及的文章既有节目总体的梳理，也有经典个案的分析。节目总体的梳理，勾勒了电视节目“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在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和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如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直面挑战与机遇，正在探索媒体融合。② 　　经典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电视节目的走向。纵观中国电视收视王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30年的发展，显现出一种隐约、渐进的变化线索，即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这种靠拢，表现为观念和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如新闻主播由一个变为两个，由手持稿件到使用新闻提读器，由录播变为直播，领导人的活动由平均5条减为3条，这些都是浅层变化。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如何落实尚待破题。③ 　　用标志性事件为传媒的发展历程树界碑，是一种描述传媒业30年发展节点、逻辑的方法。有的研究者选取了七个具体事件，并指出其意义所在，分别是：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变迁；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标志着传播模式“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型；3.“《东方时空》的开播”标志着“环境守望”功能开始成为新闻媒介“元功能”；4.“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传媒业进入到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5.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标志着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6.“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标志着微内容的崛起与多元力量、平权价值的建构。7.“藏独事件”“奥运火炬接力”“地震大考”以及胡锦涛与网民在线聊天，标志着新媒介的主流化进程呈现加速趋势。④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方面亦有探讨。广电体制改革基本与整个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并因意识形态属性而出现某种停滞或反复。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1.宏观改革基本走向是“自上至下”，微观改革的基本走向是“由下及上”。整个体制改革与局部机制变革两趟车对开，相互补充。2.先行者率先吃螃蟹，后来者依样画葫芦。3.体制改革表面上高歌猛进，内部动力不足。4.改革进程上大方向明确清晰，具体目标雾里看花。⑤ 　　 　　关键词二：公共服务广播 　　 　　我国试行公共服务广播的时机基本成熟。从公共电视到公共服务广播，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至少有10年的历史，最近两年该领域文章和以往相比成倍增加。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迅速推进；二是因为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理念和实践遭遇新困惑，值得关注。研究成果中，多数文章仍以介绍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的情况为主。 　　这一年，对欧美公共服务广播的研究，使得“公共服务广播”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得到深化。多数研究揭示了各国公共服务广播遭到三种力量的冲击，即政府干预、商业利益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对竞争格局的冲击。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广播的性质，从三个层面来体现：节目、频道/频率、制度。因此公共服务广播的提供者不仅包括公共广电，也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广电。无论怎样，稳定的财源是维持公共广播自主精神的重要保障，而财源的获取方式自然成为判断一家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否为公共广播的重要参数之一。现存公共广播的财源可分为四种形式：1.以收视费为主要财源；2.收视费+广告费；3.政府预算+广告费；4.政府预算+社会捐款。经费的来源显示出不同力量对公共广播施加的实际影响。⑥ 　　新媒体的出现，激化了电视面对的媒体竞争，成为公共电视不得不面对的语境。英国通信办公室2003－2005年进行的一次公共广播机构评估认为，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广播的商业化筹款方式将无法持续下去。让商业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