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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则及其调整风险及对策摘要：在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的提出，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于这一政策转向，一、要以马克思的分配思想来统一认识；二、要关注可能发生的政策调整风险，采取适当政策加以防范。 关键词：分配；调整；公平；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10―05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这可以视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出现了一定转向，也使理论界有关分配问题争议告一段落。这一转向是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相一致的，也是面对新形势扩大内需，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加强对这一新政策以及对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分配理论和政策的简要回顾 西方经济学有关分配方面的理论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坚持效率优先的理论，这主要是非干预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等所坚持；二是坚持公平优先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和艾尔斯等；三是效率与公平兼顾论，主要是由转型经济学家和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如科尔奈和奥肯等提倡。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则更主要从对经济运行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的分配结果可能会影响政治决策、社会稳定、社会流动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现代分配理论的发展表明，公平与效率不是简单地肯定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的问题，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分配制度也由原来的“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转变为越来越注重效率，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分配制度明确规定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强调分配的绝对平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低下、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反思的基础上的。这个原则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与市场经济的规定性相一致，是在思想上突破了“姓资”“姓社”的理论束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因而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了1992年后经济的又一轮高速增长。但随着1997年10月以后短缺经济的结束，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对生产的约束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引发了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及经济增长目的的全面反思，体现在分配方面则认为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是约束市场扩张的最主要因素，由此产生了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质疑，形成了三派意见：一种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虽然有很大增长，但总体水平依然落后，应在“蛋糕做大”的基础上再考虑“蛋糕分配”问题，强调我国面临难得发展机遇，应抓住时机加速发展，其实是坚持效率优先论。江小涓、李辉通过商品抽样进行购买力对比分析认为，由于各地物价水平差异和非贸易性要素的影响，地区间实际收人差距远小于名义收入差距；第二种观点并不否认效率的重要性，只是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太大，基尼系数已经越过国际公认的0．4的风险线，达到0．46左右，而且变化速度极快，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这种不平衡状态既影响生产效率也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造成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应更注重公平。三是把效率和公平当作两个不同的领域来理解，即效率是一种经济追求，公平是一种价值取向，也就是在经济运行层面应注重效率而在社会层面则要体现公平原则，这种观点在十六大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既“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取向看大体可以把分配制度的调整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是由绝对公平论到兼顾效率与公平阶段，1987年到1994年是由兼顾论到效率优先论，1994年到2002年是由效率优先论到怀疑效率优先论的合理性并强调政府再分配作用的阶段，2002年到2005年则是在注重效率同时更强调公平分配论确立阶段。从政策演变和理论认识的变化看，我国对分配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要求和变化规律。 确立新分配原则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对人们的思想和实际经济运行必然带来多方面影响，对新原则既应看到其对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正面效应，也应看到调整所可能带来的各种认识方面的不适应性和实际执行中的风险，为此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并以此来统一思想认识和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对未来社会构想中提出了丰富的公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