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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少子化对策探究摘要:日本自1990年“1.57危机”以来,为解决人口减少、少子化现象加剧等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少子化对策,但实施效果甚微。这是日本社会体制的产物,只有对日本的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进行改革,少子化问题方能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少子化现状;根源;对策 多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转为负增长,2100年将降到47712千人,即仅相当于1960年人口总数的一半略多一点。如此,日本将不得不继续遭受(包括因劳动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面临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从出生率来看,日本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现首次高峰期,育龄妇女(15-49岁)的总和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4.0以上。20世纪60-7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维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则被称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称其为“1.57危机”。少子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普遍关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时,日本的老年人口为19758千人(占总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儿人口,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显然,自1974年以来的30多年间,日本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的生育率。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率继续持续下降2000年为1.36,2005年为1.26,5年间生育率下降0.10,再创历史最低水平。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不容乐观。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岁以上的男女已经结婚,30-34岁未婚男性为14.3%,女性为7.7%。根据2005年的国势调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续上升,30-34岁未婚男性为47.1%,女性为32.0%,分别比5年前的国势调查时上升4.8%和6%。而终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从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从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趋严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7.0岁,女性是24.7岁。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岁,女性为28.3岁(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岁),结婚年龄越来越高说明晚婚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约30年的时间里,男性上升了3.1岁,女性上升了3.6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导致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2007年生产第一胎年龄为29.4岁,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别晚3.7岁。生育年龄的提高势必制约生育和生育人数,由此说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 关于女性工作与育儿的状况,据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3年的“关于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的调查”,有30%的女性因为工作和育儿兼顾的环境不完备为由而辞职。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辞去工作的理由”时“为了专心做家务和育儿而主动辞职”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为24.2%,因“被解雇和劝告退职”的为5.6%。 而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具体理由”中“无法取得育儿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经常休假”的占32.8%,“幼儿园等的开园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合”的有32.8%,“无法将孩子送幼儿园等”的有28.8%。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儿育女和工作难以两全的现状,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特别是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等情况下,生儿育女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三)男女社会角色分配不均 夫妇在工作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仅“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