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私营、个体经济税收政策及制度变迁.docVIP

新中国私营、个体经济税收政策及制度变迁新中国成立58年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税收政策与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初期原则上肯定公私平等纳税，到对私改造以后实行公私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重新确认公平税负的原则一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税收基本原则。这既是一个税收理论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税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中既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经验，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深刻教训。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税收政策与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中规定：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得其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分体现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适用于包括税收在内的各项经济工作。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规定：公营企业，一律照章纳税。合作社同样应该向国家纳税，不得例外。外侨及其经营的企业，也必须照章纳税。但是，实际上公营企业与非公营企业在税收上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同日政务院发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中规定：公营企业不纳所得税，上缴利润；合作事业可以减税；而其他企业则要按照5％至30％的14级(后来改为21级)全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 同年春季，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上海等地采取了适当调整税收(主要是减轻税负)和工商业的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泽东主席随即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并据此对于全国的财经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同年6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1950年的中国经济在稳定中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特别是工商业经过调整快速发展，城镇失业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金融、物价逐步稳定，税收(特别是工商税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1951年，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并且消灭了财政赤字。到1952年，3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工商业中私营、个体经济比重很大，加之国营企业因上缴利润而不纳所得税，相比之下，私营、个体经济缴纳工商税收的数额及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都比较高。参见表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52年发生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以下简称“五反”)的运动中，有关政策掌握比较得当，既严肃地处理了一些违法者，又谨慎地避免了经济和社会的震荡。例如：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各类资本家处理意见的指示中规定：各城市市委、市政府都应当在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为此，除了鼓励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以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资本家，应当在“五反”斗争以后分批作出结论，安定他们，令其补税，退出侵吞、盗窃的财产，免予罚款、捉人。对于严重违法但是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要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是不捉人。对于完全违法的资本家，分三类处理：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是不判刑；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刑，直至没收其财产；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 二、1953年以后中国相关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大变化 1953年，由于修正税制，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一场震动高层的比较严重的风波，并对以后中国税制和税收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年2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再次对修正税制提出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194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按照该决议，税收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应当区别对待一作者注)，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此报告经过毛泽东主席多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