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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创新探究摘要：制度的发生和演变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制度绩效。文章分析了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一般路径和主要策略。 关键词：集体林权制度；产权结构；制度变迁；湖北省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制度的发生和演变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制度的创新是由寻找在某种意义上优化人们社会行为的组织结构的活动引致的。因此，推进某项改革往往也是从制度创新开始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是一场制度创新的实践。改革的核心是明晰林业产权，落实林业经营权，确保林农的处置权、收益权，最大限度地调动林农和社会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林”问题（贾治邦，2006）。农地制度的变迁，贡献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业产出增加的46.89%，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林毅夫，1992）。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分林到户”改革，并没有出现农业那样令人鼓舞的现象，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滥砍滥伐。是什么原因使得同样思路的改革在农业和林业内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中国历次林权改革思路存在某种程度的混乱。政府关注的是产权和效益，而农民关注的是民生和土地。从实际运行来看，把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每一个农户家庭，其分配应是公平的，但这种分配可能会导致单个农户森林经营效率的低下（刘金龙，2006），而国家、社会对森林的期望效益越来越高，这对矛盾使得国家、集体和农户都加强了对集体林业资源的控制，从而使林业产权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使林业经营长期处于低效益循环。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重点讨论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创新的路径与策略。 一、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一）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内在要求 从总体上讲，林业的改革滞后于农业的改革。由于林业产权不明晰，经营权不落实，集体山林没有得到有效经营利用，相当一部分农民只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湖北集体林占全省森林资源的85%以上，集体林地占全省林地的91.7%，是耕地的两倍多。山区、丘陵是林业建设的主战场，通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广大林农经营山场、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就能够使丰富的山场资源变成经济财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解决湖北林业供需矛盾的迫切要求 湖北的木材加工企业每年需要木材300万立方米以上，目前只能提供100万立方米左右。按照湖北省“十一五”规划，要新增100万吨纸浆的“林浆纸一体化”工程，每年需要增加400-500万立方米的木材消耗，供需缺口很大。从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看，湖北省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只有每公顷37.05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立方米84.75立方米）的一半，林地经营水平和产出率都比较低。而且，湖北林业生产结构不尽合理，林产品加工增值较慢，林业产值贡献一直是靠营林及竹木采伐拉动的，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只有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促进林业资源快速增长，实现湖北林业由“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转变。 （三）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实现湖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制约湖北林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林地权属不清，林业与群众自身利益的关系不紧密，各种社会主体投入林业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经营权和处置权落实不够，影响了林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祝金水，2007）。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能触及到产权制度、要素市场、经营组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改革，就能通过规范和促进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的合理流转，实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体制转换，从而激励集体林权制度的大胆创新，激活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进而实现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湖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与一般路径 （一）理论依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因而是一个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只有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涉及国家、集体、农户个人以及其他林业经营组织等多主体利益格局的调整，各个主体都会比较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只有在各方均为有利的情况下，改革才会顺利推进，制度创新才能顺利实现。一个设计良好、稳定可行的林权改革方案可以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均能受益（徐晋涛等，2006）。国家通过产权改革，调动林业经营者造林、护林、兴林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森林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提高，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同时推动“三农”和“三林”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