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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声求气” 　　近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火遍全国，在中学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朗读热潮。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以为这是极振奋人心的事。可热潮退去之后，我们的朗读又当何去何从呢？恐怕还是要回归朗读的“大本营”――语文课堂。然而，当前语文课堂的朗读教学教人不忍直视，最大的问题是学生不愿意“读出来”，甚至已经“读不出来”了。 　　朗读，为什么要求“读出来”？从词源的角度看，“朗”是明朗的意思，引申为声音洪亮，因此“朗读”指的就是“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现代汉语词典》）。《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要求：“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默读。”[1]朗读和默读是语文课堂阅读的两种主要形式，默读是不动嘴唇，不出声音，眼与心结合的阅读；朗读与之相反，除了眼与心的结合，还有口与耳的搭配。默读是隐性的，其效果难以检测；而朗读是显性的，朗读得好不好，一开口就知道，加之朗读有利于提高学生接受信息的准确率，读出文字背后的深刻意蕴，所以语文课堂更重视对学生朗读的要求与指导。令人悲哀的是在大多数学生都不愿意“读出来”的时候，又怎么要求他们“有感情地”朗读呢？本文试图用历史溯源的方法，找到朗读的理论基础――“因声求气”，然后借鉴现代朗读美学的观点，以教材文本为例，践行朗读技巧，期盼能有效改善当前中学语文朗读教学的“悲惨”现状。 　　一、“因声求气”理论的历史轨迹 　　诗赋文章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上古时期，《诗经》就有了“兴观群怨”的作用，士人之间也形成了“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意识。不管是诗、赋、文章，当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朗读的重要性。《诗大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们用写诗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情，可总觉得这还不足够，还要把文字形式的诗歌咏出来，甚至还要一边歌咏一边手舞足蹈。孔子晚年也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把“诗三百”都合上音乐，不仅使它们“合韶武雅颂之音”，更方便了他的诗歌教学，因为通过诵读、歌唱的方式，学生学起来就高效多了。上古人们对诗歌“讽诵”的重视，是“因声求气”理论的先行者。 　　中古以来，以刘勰为代表的的文学批评家，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大家，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因声求气”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文心雕龙?知音》载：“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刘勰提出“情动而辞发”，“情”指的是作者内心的感情，当作者的感情需要表达时就写成文章，读者也可以根据文辞来读出他的感情。但古人大多遵循“写情宜隐”的原则，把自己的感情埋得较深，浅尝辄止的阅读是很难体会的，所以古人才强调多读、熟读，通过反复的阅读达到“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效果。后来，韩愈的《答李翊书》、柳宗元的《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都提及了他们学习古人读书的方法，韩愈的《进学解》则更为直接：“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他的教学方式不仅是朗读，还是合着节拍的吟诵，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好地去体会文章里隐晦的思想感情。 　　近古之后，在朱熹的影响之下，最终在桐城派“领袖文坛”的时候就形成了“因声求气”的完整理论。朱熹有很多独特的读书方法，他提出，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而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训学斋规》）。“暗记”是默读，“字字响亮”则要求大声地朗读，二者之差别在于前者“牵强”，后者具有“自然上口，永远不忘”的效果，朱子之言虽有夸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清代桐城派在朱子的基础之上不仅明确指出了朗读的重要性，更提出了朗读的具体方法。姚鼐认为：“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但若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读古文务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终为门外汉耳。”（《与陈硕士》）刘大魁进一步提出，反复诵读就可以达到一种“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论文偶记》）的奇妙效果。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妙的效果呢？稍晚的姚鼐之门人梅曾亮阐述得很具体，他说：“夫观文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与孙芝房书》）较之默读，朗读不但增加了感官感受，而且当我们声情并茂地朗读时，还能融作者、读者、作品三者为一体，更好地把握作品深奥的意蕴。 　　二、“因声求气”理论的名家实践 　　“因声求气”式的朗读方法究竟有用么？答案是肯定的，相关的人物事迹不胜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