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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滋污名看凉山诺苏人的个体意识变迁 　　内容摘要：时逢当代欧美人类学已被后现代的抽象论述和反思叙事所替代的年代，刘绍华博士通过《我的凉山兄弟》中描写凉山昭觉县利姆乡的毒品和艾滋问题，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陲群体遭遇和改变，作者还通过某些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变化来揭示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群体中个人的转变。特别是隐藏于艾滋污名下的个体意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所发生的变迁，本文的任务是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从而对社会改革中个体意识的变化进行反思。 　　关键词：刘绍华 山彝族 艾滋污名 个体意识 　　蓝佩嘉先生说“凉山兄弟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这不仅是对凉山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生活在边陲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也一样。《我的凉山兄弟》通过描写凉山昭觉县利姆乡的毒品和艾滋问题，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陲群体遭遇和改变，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某些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变化来揭示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群体中个人的转变。 　　其实在刘绍华看来，凉山彝族人所遭遇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僵化所致。一方面，他们是被汉文化边缘了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落后山区人民。两种边缘化的叠加，以及民族原来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几者之间监护摩擦，造成了他们无奈的社会问题――毒品和艾滋的泛滥。毒品在凉山的四溢，艾滋在诺苏人（彝族的族群方言）中的流行让这个民族的未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主要从艾滋污名和凉山彝族的个体意识变迁这两个大的方面来对被边缘化个体及进行描述，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进行论述，最后对社会改革中个体意识的变化进行反思。 　　一、艾滋污名 　　在中国市场改革之初，凉山彝族的向外流动变成当代年轻诺苏男子的新兴成年礼，他们以进入成都这样的城市为荣。 　　（一）当地人对艾滋的看法 这里所描写的当地人对艾滋的看法，在时间上很大程度上是艾滋泛滥的前期诺苏人的态度。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得艾滋病死的人就跟生病死的人一样，没什么两样！” 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在凉山彝族普遍是以家支组织存在的，“家支成员间有义务相互资助和保护，遇有人生活困难，家支内的其他成员则给予救济。”家支之间的这种相互帮助和相互扶持在亲属基础上就让这些患有艾滋病的人不会受到区别对待。 　　不仅如此，在生活上有艾滋的病人依旧与大家同吃同住，不会存在任何不适，夫妻之间也不会有什么隔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深入和政府的介入诺苏人对艾滋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艾滋污名 　　“‘污名’的英文Stigma源自希腊文，原指某种不同寻常的身体特征，代表个人在道德上的瑕疵。从定义上来看，污名这种社会建构的标签，随着时间的转移，其指涉的意义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我们对污名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只对人进行受歧视的和正常人的划分，更重要的是看到它背后的隐藏的观点。 　　1.外人对凉山彝族艾滋的认知 　　在凉山以外的人民群众或者媒体看来凉山是一个高危人群集聚区，是一个“落后”又“可怕”的地方。有人甚至用“五朵金花”来形容凉山的五大传染病――霍乱、麻风、肺结核、血吸虫病和艾滋病，虽是戏称，但可见凉山在大家看来是怎样的形象。 　　2. 当地人中艾滋污名化的出现 在利姆随处可见的反艾滋标语对本地人的而言是一种对诺苏文化一贯的漠视，是政府和外人对诺苏人的文化不理解所衍生的一系列弊端。其实凉山当局对这些标语所持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其中却不包含当地人的看法。从事实上来讲，“当地人原本就不歧视艾滋，自然没有必要‘改善’不存在的偏见；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原因则是，利姆当地汉字文盲人口众多，这些标语都是以汉文书写，就和当地原本即已漆涂的各式政治口号一般，当地人看不懂，也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于这些标语实际上达到了警示外人的作用，从而又对诺苏人中的一部分懂汉字的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最初目的，并且还背道而驰了。 　　二、个体意识的变迁 　　凉山彝族之间的亲属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家支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而他们是以家支为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线条。“解放前，在凉山彝族社会中，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往往就是通过背诵自己的家支谱系而建立起的家门或亲戚关系的。”到刘绍华博士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亲属关系的建立也是依旧以家支来建立的，但是在其中组成群体的个体意识发生了变迁。 　　（一）艾滋污名以前的个体意识状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利姆甚至昭觉，只剩下不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残局，利姆乡则是该县的典型缩影，其中群体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集体的思想问题与个人的人格养都是堪忧的。但尽管如此，诺苏人仍然是依靠著群体的农村集体公社和家支体系的支持，以及鸦片的输出等，经济发展相对对于周边的其他山区还是快速很多。只是对比至当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