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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何为中国腾出一席之地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活动的激励。如果我们想要对汇率政策进行更大的国际监督，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那么我们将需要大幅放宽对工业补贴的严格限制。 刚刚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现在又面临两个显然相互冲突的需求。一方面，实现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这要求我们避免经常账户大规模失衡，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在危机的前夕往往遭遇的典型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这要求恢复他们在交易物中所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 满足这两个条件所面临的挑战，形象而集中地体现在存在争议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和欧洲)决策者指责中国将人民币贬值，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担心一旦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有损商品出口，并破坏经济增长。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忧虑回答到，中国应该用国内需求取代国外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制造业的产品和其他贸易产品的供应，而不是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业，那么我会这样认为，即中方的立场比评论家给予的建议更有说服力。 修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传统办法包括将扩大开支与货币增值相结合的办法，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一旦得到修复，就会使得经济结构逐渐远离交易品，并且转向非交易品。 这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宏观经济平衡可能大有裨益，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其他国家期待拥有一个合理均衡的境外帐户，值得庆幸的是，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对于如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贸易顺差规模，甚至也不是其出口量，而是这些国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在国内需求(对于那些同样的商品)不断扩大的同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也能够毫无阻碍地不断增加。 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制订和实施相配套的政策以更直接地支持现代贸易。有了相应的政策，人民币升值就成为可能，贸易顺差因此消除。这样的政策与针对经常账户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实现外部平衡，又有利于现代贸易结构的转变。直接补贴贸易的方式要优于通过汇率进行的间接补贴，因为汇率本身也征收了贸易品的国内消费税。 增加贸易利润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包括减少非贸易投入的成本，通过适当且有针对性的投资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然而，上述包括明确的贸易补贴措施在内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也会成为所有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颇有深意的是，只要这些政策对贸易平衡造成的影响能够通过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来抵消，那么外部政策环境将对这样的政策更加宽容。 对产业政策的放任，实际上是为更加严格的货币措施和外部失衡付出代价。 欠发达特性的经济增长：贸易发展与货币低估 日本、韩国、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的“巨星”拥有共同的经验：它们都是把发展战略建立在发展工业能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根据当时各自相对的优势选择特别化的发展道路。它们在短期内各自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而且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根据它们的资源禀赋所做的预期。中国出口规模的建立，采取了公共投资的战略和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产业政策，因此中国的出口规模与比他富裕三四倍的国家不相上下。 然而，依据现有的经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是那些有能力迅速完成从低生产率(“传统”)到高生产率(“现代”)结构转型的国家。所谓的现代生产活动主要是指生产贸易产品，而且在贸易产品内，大多是工业产品(虽然贸易服务也明显变得日益重要)。换言之，贫穷国家致富的途径是生产富裕国家所需要的产品。 为什么向现代工业活动的过渡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原因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讨论过，而且与二元经济模式的悠久传统相一致，即传统的社会边际生产力与发展经济体中的现代部分存在着一个巨大差距。即使非常糟糕的经济体也有经济活动――埃塞俄比亚的园艺业、印度的汽车装配业和中国的电子消费业――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我们观察到的高级经济体的水平并非天壤之别。当资源从传统工业流向现代工业，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生产率也随之大幅提高。 这些差距可能是缘于大范围的欠发达特性。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中将原因归为两大类。一是与体制缺陷有关，比如粗陋的产权保护力和脆弱的合同执行能力。在贸易活动中，这些体制缺陷将会表现得更加强烈。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与现代活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和外部经济效果，例如知识溢出和协调失灵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业活动和投资在市场均衡状态中供给不足。凡是向着各自的方向加速结构转型的任何举措，都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 虽然成功国家所采取的实际政策不尽相同，但仍可以找出一些重要的共同要素。 首先，显而易见，健全的“基础”发挥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