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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成因及治理经济学分析摘要：垄断为商业贿赂的产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供求失衡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经营者进行商业贿赂带来了动力。虽然我国近年来更加重视和加强了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但在成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来治理商业贿赂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所以要想有效治理商业贿赂，我们就要从商业贿赂的成因出发，瓦解其滋生的环境，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制，并借助全社会力量构筑全方位的商业贿赂治理体系。 关键词：商业贿赂；经济学分析；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27-07 商业贿赂使得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面临严重的挑战，相关执法部门特别重视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尤其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行动以来，一直都将商业贿赂行为视为重点打击对象。然而，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我国工商管理机关每年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也越来越多，总体呈上升趋势，商业贿赂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商业活动各领域中的“潜规则”。这也使得社会各界都迫切希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文献回顾 商业贿赂行为在各国都有存在，但是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中都将其统称为corruption（腐败）或bribery（贿赂）。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研究腐败还大都局限于社会学、政治科学、历史、公共行政和刑法。后来，考虑到腐败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学家也逐渐将他们研究的方向转于此。虽然早期大量的文章都集中在研究公共部门的软弱和导致寻租的扭曲的经济政策，但也有写文章突出腐败行为积极影响的①。 Gary S. Becker（1968）[1]在“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中的论述，可以算是首开用经济学分析腐败现象的先河。他关于犯罪与“最优监督”的理论分析已成为今天研究腐败的经典文献之一。Becker认为“经济学是致力于处理资源分配问题的，经济学的框架也能应用到非法行为的分析当中。同时，一些特殊的非货币的惩罚方式，如处罚、监禁，也延伸了经济学分析方法，这些处罚方式对社会和违法者本人来说，都可以看作成本，这种成本的不确定性，就成为了决定收入和成本函数的一个变量。”②在论述中，Becker给出“腐败”作为均衡的行为模式的经济学解释：潜在犯罪分子的理性选择行为依赖于：（1）社会对犯罪的监督成本；（2）犯罪能够获得的高额利益；（3）犯罪分子预期的被抓获的风险及预期会受到的惩罚的强度。他认为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存在对社会而言的“最优的”惩罚强度。 Gary S. Becker George J. Stigler（1974）[2]在“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中重点论述了如何避免执法人员的渎职。他们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执法和诉讼看作是一种浪费，执法和那些因违法而产生的危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执法确实能够对潜在的违法行为产生威慑。执法的数量取决于执法的方式和质量。同时，他们还讨论了改进执法质量的不同方法，并认为，为了减少渎职行为，可以增加公共执法者的薪酬，或者增加对私人执法者的报酬支付，并且后一种方法会释放更大的竞争力，能够更有效地减少渎职行为。 Rose-Ackerman（1975）[3]在其文章“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中论述了政府签订合同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作者分析了三种情况。首先处理的情况是，政府明确要求市场中有许多公司为争取到合同而展开竞争；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政府的偏好是模糊；最后一种情况在假设不存在竞争的条件下去分析双寡头垄断的情况。然后论述了各种抑制腐败行为的制裁措施对违法活动的威慑程度。最后得出结论，即可以通过修改缔约程序和市场结构重组的方式，降低违法犯罪，以达到一定的威慑程度。 Steven shavell（1984）[4]论证了罚金和监禁对从事危害他人活动的个人的威慑作用。作者将这两种制裁措施，各自单独进行分析后，还进行了两者之间联合作用的分析。首先将风险中性的相同的个人分为一组；然后按照财富的不同，将风险中性的人分为不同的两组。若单独适用罚金处罚时，第一种情况下，最优的罚金和逮捕概率的应用将会产生司法的威慑不足；第二种情况下，对财富较多一组的罚金超过对财富较少的一组的罚金。若单独使用监禁处罚，第一种情况下，最优的监禁期和逮捕概率的应用将会产生司法威慑不足或者威慑过度；第二种情况下，财富较多的一组会比财富较少的一组的最优的监禁期限长。当罚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