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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进困境及政策促进摘要: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制度缺失和集群系统性缺陷限制了集群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潜力,集群创新不足使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面临着困境与挑战。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组织治理难以克服创新困境,迫切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合理的中小企业集群政策及有效的政策工具创新有助于促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创新。 关键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集群;集群创新;集群演化;集群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58-05 一、引言 中小企业以其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和富于创新的优势,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和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在资源获取、研究开发与市场开拓等方面处于劣势,不少中小企业自发地走上了集群化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涌现出一大批中小企业集群,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集群、德国纽伦堡的制笔业集群、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器具集群等。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一些专业化程度不同的中小企业集群,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中国台湾新竹的信息产业集群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组织和欧美国家政府开始制定和推广中小企业集群政策,推动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1] 尽管中小企业集群有诸多的创新优势,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并非所有的中小企业集群都能保持长久的创新活力与竞争优势,即使在企业集群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企业集群在发展演进中逐渐衰退并趋于消亡,如德国巴登符腾堡针织品企业集群因群内恶性竞争而衰败[2]、美国加尼福尼亚酿酒企业集群的衰落[3]、美国硅谷集群的低迷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聚集现象,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普遍,但一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也遭遇了创新困境,盛极而衰,如温州苍南的编织袋企业集群、重庆摩托企业集群、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的衰落等[4]。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系统复杂性及其自身缺陷,通过集群的自组织治理难以克服集群创新困境,需要在一定的权威组织下完成集群治理。[5]从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历史来看,推动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治理的权威主要是政府。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如何选择合理的集群政策及有效的政策工具创新,促进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创新。 二、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演化轨迹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集群是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和民营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中国的民营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发展,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经济失去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逐步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和政策上的支持,广大的民营企业逐步发展和繁荣起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聚集现象。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民营企业集群有着不同的组织特征、分工协作和组织效率,并在逻辑上存在着相互转换和不断演进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但直到1988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才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第一次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在人均土地少的地区,农民开始创办私人企业,由于社会对私营企业固有的所有制歧视,以挂靠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这种能被地方政府默许的形式从事生产。这些企业将传统产业加工技术与当地资源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根植性,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食品、家具、五金和陶瓷等,逐步形成了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雏形。由于企业大多采取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式,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与技能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多限于代际传承,技术知识的空间传播与扩散能力较弱,群内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表现为水平型的企业集群,如湖南浏阳的花炮企业集群、苏州的刺绣企业集群、景德镇的瓷器企业集群、河北辛集的皮革企业集群等。 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在共同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基础上,企业间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中,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信任机制下,经长期演化形成了紧密的企业集群。群内企业的地方根植性强,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价值链较为完整,由早期非紧密型的企业集聚逐步发展为网络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