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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体制分割与农民子女的市民化 第五章 体制分割与农民子女的市民化 第四章详细讨论了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及获得具体非农职业的机制及其队列 差异问题。 站在农民子女的立场看， 职业非农化只是社会流动中相对容易的一 环， 如果非农工作不稳定且缺少平等的市民身份和社会保障， 即使 “曾经” 实 现了非农就业， 最终也可能不得不再次 “返乡” 从事农业生产。 由于我国实施 的是渐进双轨制非均衡改革， 改革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体制内外的差异仍然持续 存在，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和地位， 也可依托不同的身份资格 从单位、 社区、 地方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 等再分配系统及公共部门获得不等 的资源和地位。 因此， 相同的职业如果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 不同垄断程度的行 业或不同所有制单位， 除经济收入及生活模式存在差异外 （边燕杰、 张展新， ２００２； 郭丛斌，２００８）， 可以获得的社会保护和公共福利也存在较大差异 （蔡昉 等，２００１； 李骏、 顾燕峰， ２０１１； 聂盛， ２００４； 余东华， ２００６； 张展新， ２００４； 郑路， １９９９）。 忽略城乡分割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也就忽略了中 国社会极为重要的不平等维度， 忽视了社会流动中更为关键的身份转换与市民化 问题。 因此， 非常有必要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及农民子女在获取社会保护与 公共服务方面的分化来研究其社会流动问题。 由于这方面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依 托于单位和市民身份的社会权利和公共福利不平等， 故称其市民地位的不平等。 可以从职业类型， 劳动者的就业单位性质、 雇佣关系类型以及户口性质等方面进 行测量。 １３９ 跳出农门： 农民子女的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 第一节　 体制分割与市民地位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与既有社会管理体制基础上的渐进改革模式紧密相 关。 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可以看作两个相对运作的过程： 一个是再分配体制在传 统单位及社区民生服务领域逐渐让步于竞争体制的过程， 另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 以及法制化的安全生产、 劳动监管制度在私营经济领域逐步成长的过程。 在不同 地区和单位， 这两个过程有快有慢， 从而导致不同单位回报模式与福利待遇差异 巨大。 如， 有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福利社会化相对较慢， 而那些效益不好的企 业反而通过下岗、 买断工龄等 “快刀斩乱麻” 式的改革迅速将部分包袱抛给了 政府和社会。 而同样是非国有经济， 外资企业被要求严格实行劳动制度， 而很多 本地企业中， 所有者、 管理者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劳工权益保护及法 律制度贯彻执行方面落实得相对较差。 简单地讲， 国家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上承担 的保护和服务责任存在差异， 不同性质的就业单位和不同的劳动市场有着不同的 薪酬与社会保障水平、 权利分享级别和市民化程度。 体制分割与市场分割影响了农民子女分化和流动的路径。 从微观分化和流动 过程来看， 农民子女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被逐步分流到不同就业市场的。 因 此， 朱镜德建立了如图５－１所示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模型， 其中教育水平是决定 劳动力去向的关键因素 （朱镜德，２００１）。 对农民子女而言， 如果留在农村， 在 职业上面临着从事纯农业生产还是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的选择， 但在市民化上只 能等待国家政策调整和区域城市化而 “被市民化”。 如果进城工作， 则存在城市 正规劳动力市场还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差别。 因为不同劳动力市场代表着不同 的社会地位和市民地位， 亦即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和权利。 从职业甚至从生活模 式上看， 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 由于相 当长时间内国家和城市政府在社会保护和公共福利领域 （教育、 医疗、 养老、 住房、 市政服务等） 奉行新自由主义 “市场化” 改革主张， 由农民自发转变而 来的 “城市居民” 未能获得平等分享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与服务的权利。 相对于城市原有居民及 “经过官方认证” 的 “合法” 新市民， 他们不得不付出 更多私人成本以维持在城市的生活 （蔡禾、 王进，２００７）。 １４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