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潮州和新塘之乱反思治理逻辑.docVIP

从潮州和新塘之乱反思治理逻辑“夹生社会”下的黑白对峙 经由新塘之乱，人们见识了基层治保队的恐怖 媒体报道，大敦治保队大多由当地烂仔组成，权力极大：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着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很多人质疑其执法合法性：派出所就在村内，安保工作为何还要交给治保队?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因城中村警力不足。但也有知情人泄露天机：有治保队出面，一年能收几千万元的治保费；若警方负责片儿防，收钱就师出无名了 换句话说，基层维稳其实是份财源滚滚的产业。而其滚滚暴利莫不带着血汗，即外来商贩和外来工的血汗。大敦村40多名治保队员管辖着8万多名外来商贩和外来工。他们怎么管呢?无非凭借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难怪当地一位老板会把他们称作“有牌烂仔” 与此同时，作为农民工组织的四川同乡会，也开始浮出舆论的水面。媒体披露，潮州之乱即由该会挑头；新塘之乱中，更有相当多数卷入者是从广东各地尤其从潮州赶来的四川农民工，以至警方不得不一度封闭潮汕通往广州的公路，以阻止其继续汇入新塘。而四川农民工的这种跨地区集体行动，显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发的。目击人之一的四川农民工小郭就告诉媒体：”像前两天都戒严了，还敢到处搞的，肯定是有组织的。” 其实多年之前，我就听说过这个情况。当时有媒体朋友想报道农民工中的同乡会，我不同意，主要担心报道招来外力干预，阻断农民工组织化这个社会生态的自我恢复进程。我建议暂且回避，让农民工组织先生长起来再说。现在看来，以地下半地下的同乡会为主要形式的农民工组织确实已生长起来。媒体披露，在潮州，本地人遇事一般有两个申诉渠道，打110和找治保队；外来工遇事，一般也有两个申诉渠道，打110和找同乡会。可见同乡会的影响力 黑恶化的基层维稳力量与地下半地下的农民工同乡会的这种对峙，是处于夹生状态的中国社会的必然逻辑 静态控制下的流动“风险” 中国正走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没有流动就没有落差，没有落差就没有势能，也就不可能创造附加值。千千万万元素在流动中彼此寻觅和对接，千千万万元素在流动中交汇融合，引爆千千万万次化学反应，诞生出千千万万新物质和新生命。即，市场经济首先是场，一个开放的场，一个流动的场。有如汪洋大海，万物皆在其中，因流动而生生不息 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显然，财富在于流动。流动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信息的流动，思想和创意的流动，一切因人的流动而起。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树挪死，人挪活，说的就是这个理儿。不理解流动社会尤其是人的流动，就不能理解市场经济，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也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 但是，现存体制的最大症结之一，恰恰在于对社会流动尤其是人的流动的隔膜 现存体制基于两个衣钵传承，一个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衣钵传承，一个是苏式计划体制的衣钵传承。这两个衣钵传承的共通之处，是以静态条件下，对社会尤其是对人的绝对控制为社会管理的最大目标。在这里，人不是主体，而只是客体，是静态控制的对象。人的流动却是作为主体的流动，基于自我选择的流动，这必然给静态控制带来变量和变数。每个人逸出静态控制体系之外，都是一份潜在的风险，千千万万巨量人口的逸出则当然意味着无穷的潜在风险 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可能不搞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不要流动的社会尤其是人的巨量流动。但另一方面，又不肯适应流动社会尤其是人的巨量流动，不肯放弃一切操之于我的惯常逻辑，坚持以对一切要素资源尤其是对人的绝对控制为最大目标。社会尤其是人流动性愈大，则愈紧张，愈要强化对社会尤其对人的硬控制 于是，那些生产监控设备的企业有福了，政府订单雪片般纷纷而来。那些一无所长的小混混也有福了，一个个都被收编到当地治保队之中。社会正在成长，原来的管理体制仿佛是衣服，越长大旧衣服自然越不合身。这时不是根据身体的需要放宽尺度，或干脆让社会自己量身定做；而是认为旧衣服的材料不结实，不改尺度只改衣料，恨不得用钢筋铁骨把衣服做成全套盔甲 一个阶层的碎片化生存 以对社会尤其对流动人群的过度监管为主要特征的，不惜血本的维稳体制，就这样越来越威武雄壮。集中居住，封闭式圈养，无所不在的摄像头，拉网式巡逻，神秘的信息员体系，繁琐而生硬的身份检查等等，就都被当作经验而普遍推广。维稳的目标，似乎就是要打造这样的“网”，让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能够被纳入这样的恢恢天网之中，无所逃遁 传统的“兵营式社会主义”非但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到来、流动社会的到来而被摒弃，反而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所谓黑监狱，所谓安元鼎，所谓治保队之类的怪胎，皆应运而生。刻板的公权体系，应对不了瞬息万变的流动社会的潜在风险。于是有必要让渡部分公权给基层管理者，结合部分基层功能，来实现“以黑制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