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文学的三重焦虑.doc

海外华人文学的三重焦虑如果把得奖视为一种肯定的话。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似乎更容易获得成功。华人作家获得海外文学大奖的最新纪录，由旅日的中文教师杨逸创下，她凭短篇小说《小王》继去年10月获得日本文学界新人奖之后，今年1月又获得芥川文学奖提名。虽然最后惜败，但对于初次用日文写作的杨逸来说，能入围作为日本纯文学最高奖项的芥川奖，并且进入最后两强名单，已经是巨大的肯定了 此前华人作家获海外文学奖项的最高纪录，是高行健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旅美的哈金、裘小龙、严歌苓；旅英的虹影；旅法的程抱一等都是获奖大户：哈金除获得国际海明威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外，还两次获得美国文学界最高奖项福克纳小说奖；裘小龙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虹影获得意大利“罗马文学奖”；程抱一获得法兰西学院法语文学奖。尽管也有学者如谢有顺认为海外华人文学不值一提，“海外作家写了一点东西就自鸣得意，而国内的海外文学研究者则是一概说好、好、好”，实际上整体写作水平“恐怕还比不上国内一个县文化馆”，但国内的读者对他们仍然有着持续的兴趣和关注 熟悉的陌生人 海外华人文学的源起，按照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钱超英的说法，跟中国海外移民史同步，也就是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此时海外已经有了一批中国移民以及少量的留学生，他们当中可能已经有人开始写作了，不过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华人写作者，是美籍华人李延富，他在1887年用英文发表了自传《我在中国的少年时代》。但华人作家开始自觉写作并且成为一个群体，还得从XX年代的“出国潮”使得海外移民大量增加，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认为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哈金、严歌苓、裘小龙等这个时期涌现的作家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代华人新移民作家” 但即便在学界，“海外华人文学”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因为有些华人坚持且只用中文写作，有些华人则用当地主流语言写作，所以谨慎的研究者会用“华人华文文学”、“华裔外语文学”对此进行区分。至于作家的身份问题，也不太说得清。比如林语堂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旅英旅美期间用英文写出的《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作品，他在海外的这一段写作经历应该如何评价?一般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者会心照不宣地把林语堂归入现代作家的范畴，但正如一位对林语堂研究颇有得的学者所说，林语堂之于海外华人文学的意义，应该说―直被低估了 “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如果放在现代文学的角度去看，毫无意义，就是一部很烂的小说；但如果放在海外文学的角度去看，它就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像一本文化Catalog，就很有趣。”几十年过去，当前海外华人作家所面对的文化处境，仍然跟林语堂当时所面对的是―样的，那就是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而言，自己其实是个“陌生人”。林语堂在用英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恐怕也是他重新打量中国文化的开始。或者说得极端一点，他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他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而在几十年后，已经不太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的年轻人又从他那里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用英文写作就是“卖国贼”吗? 林语堂并不讳言当年用英文写作是为了挣钱，而到了“走投无路，要谋生才投身英文写作”的哈金那里，他却担心用英文写作会被人骂“卖国贼”。实际上，海外华人作家的生存压力确实存在。学者赵毅衡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能靠稿费养活自己的海外作家只有三个，那就是严歌苓、高行健和合影。他还把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戏称为“慢性自杀”，无名可图，无利可得。那么对于有志于走职业写作道路的写作者来说，选择用所在国语言写作，不仅是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姿态――向主流文化的靠拢和认同 还是赵毅衡所说，写给中国人看的，和写给外国人看的，不得不用“两副笔墨”。哈金遭到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抨击，理由是他提供了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却没有提供“超出”中国人的故事之外或蕴涵于这些故事之中的审视中国的别样的目光和心地。裘小龙受到的指控也是“贩卖东方情调”。但哈金他们的写作，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而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所以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人觉得没有必要，但对外国人来说却非交代清楚不可。比如裘小龙的《红英之死》，不加以解释的话，外国人根本不能理解什么叫“劳模”，劳模红英的被杀又为什么会引起震动 但郜元宝同时也肯定哈金“并没有按照自己也不太理解的美国观念来贩卖经过一番粗俗的图解和歪曲的中国故事”。哈金他们那一代人，对所在国的社会文化没有达到熟悉的程度，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中国故事；但到了70后新移民作家那里，他们的着眼点转向了个体体验。比如郭小橹的英文小说《中英情人简明字典》，写的就足一个中国女人怎样用错漏百出的chinglish(中国式英语)和老外谈恋爱，努力融入当地文化。杨逸的《小王》落实到个体体验、日常生活中，反而更容易打动人 跨文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