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游击战中项英与陈毅.doc

三年游击战中项英与陈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在瑟瑟秋风之中，开始了漫漫战略转移的征程。项英、陈毅奉中共中央之命留了下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率领留在根据地内的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以项英、陈毅二人相比，项在1928年就进入党中央的核心层，论党内地位、威望，陈毅无法比。但项英多年做工运和白区秘密工作，军事方面是弱项。进入中央苏区后，项英处在高层，军事工作虽然参与了一些，但多属部队建设和后勤方面，军事指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陈毅既从事过军队政工，又当过军事领导，还负责过军队党的工作，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艺术，文武兼备。因此，项英、陈毅二人搭配，项主党，陈主军，可以说是优势互补。博古自从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后犯了许多错误，但在留项英、陈毅在中央苏区领导坚持斗争这件事上，算是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项英、陈毅携手，开始书写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阵地的指示，决定依靠上述有限的部队在这里同敌人死打硬拼。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沿着贡江于都、会昌段两头推进，企图将红军留守部队压缩在贡江东北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突围在即，项英于1月连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请求指示行动方针，然而一直到2月初仍未得到回音。远隔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哪里知道，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的转折。但是，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的精力，主要是放在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上，因此，对于项英屡电请示也就无暇顾及了 2月5日，中共中央对项英屡次来电要求决定行动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日，中央书记处以“万万火急”复电项英。盼望已久的中央指示终于来了，看罢电报，陈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中央这个来电好哦!”不过也有些纳闷，从电报的内容看，不像博古的僵硬教条的语言风格。陈毅在内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又指挥部队了?如果是这样就好了，这是红军之福哇!项英说：“老陈，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你过去几次提出的分散打游击的意见是不谋而合。我过去没有接受你的意见，搞大兵团作战，造成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这是血的教训呀!” 3月9日，项英、陈毅准备从于都南部的上坪突围。项英、陈毅率领着300余人的部队刚一下山，就遭到了国民党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不久，前面探路的战士回来报告：由于山洪暴发，濂江水猛涨，无法过河。陈毅和项英商量后，决定将部队转向安远田心圩。不料，敌人在田心圩一带埋伏了重兵，部队一下子被打散。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汇合，仅剩下XX年前后，他就在这里战斗过。1935年3月下旬，经过十分艰苦的突围行动，项英、陈毅等率领突围人员，在油山游击队交通员的带领下，进入油山腹地，同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汇合 项英、陈毅带领部分红军初到油山时，还可以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找到小房子住。后来，敌人搜山，为了不让红军游击队有地方栖身，就把这些房子给烧了。有一段时间里，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只好风餐露宿。在艰苦的日子里，项英、陈毅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上下亲密无间。项英和陈毅的感情十分深厚，特别是他们分开行动或遇到大事无人商量时更为突出。1936年初，他俩分开行动，项英负责以油山为中心的信康赣地区的领导工作，陈毅负责以北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的领导工作。项英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陈毅的消息，便念叨起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项英、陈毅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确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7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通过同情者，得到了一些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项英、陈毅仔细地阅读这些书刊，希望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找到中共中央的消息。果然，他们从一本叫《新学识》的杂志里找到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中引用了1937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快三年了，通过《新学识》这本杂志间接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如获至宝，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为了使赣粤边游击区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了解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立即派人赴各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贯彻意见。他们还确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11月上旬，项英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向党中央写出了长达6万字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 当着野战军(注：指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