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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然而屡遭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从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电视片提到的九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托尔斯泰在《安娜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这些：（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了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做一些分析：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 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欧洲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第五的统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和海上霸权。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记载，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18600吨和黄金XX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布破产（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布坎南等编：《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以后的事情。14～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作出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由斯密《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阿诺德1884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