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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有关理论问题思考摘要：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中国民族理论中最广为人知又最富争议的定义，科学解读该定义对于准确运用该定义认识民族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在运用于汉民族形成问题上时引起的矛盾进行分析，指出造成该定义本身科学性和特定指向性矛盾的客观原因，提出民族形成的关键在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同时在梳理东西方民族不同发展轨迹的过程中，提出文化民族概念，分析政治民族形成，归纳出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发展的一般过程 关键词：斯大林民族定义；认同；文化民族；政治民族 作者；张建军，新疆大学南校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在读博士。新疆乌鲁木齐，830049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来，随着大量西方民族理论的译介引入，中西学术话语对接的矛盾产生后，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构筑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又能反映世界一般状况，既满足本土性又合乎世界性的学科理论体系迫在眉睫。每一个民族理论工作者都需要拿出最大的热情、智慧和耐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以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为方法，推动中国的民族理论向前发展。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谈一些对于民族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个人思考，引玉之作，恳请批评指正 195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部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该讨论集的出现源于范文澜先生1954年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这一观点的讨论。围绕这一观点基本上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支持者认为范文澜先生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汉民族确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形成的“民族”；反对者认为范文澜的观点脱离了“民族”产生必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孤立地将民族形成四要素机械地照搬应用于汉族形成问题上，因此结论必然是错误的，秦汉时的汉族只能是“部族”，而不能是“民族” 在讨论过程中，双方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理论依据，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这就非常令人感到疑惑了，为什么在同一个理论依据指导下，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会产生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斯大林定义对正反两派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了 双方分歧一：关于共同语言，范文澜认为秦时“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形成的标志；反方则认为秦汉时方言仍占优势，没有统一的语言，书写符号的统一并不等于共同语言形成 双方分歧二：关于共同地域，范文澜认为就是秦汉统一后的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而反方认为秦汉以后这一民族要素是在逐渐形成过程中，而且长时间分裂割据状况使这一要素在很久以后才最终形成 双方分歧三：关于共同经济生活，范文澜认为“车同轨”代表了秦汉时期交通和工商业流通已有很大发展，国内形成了大小市场，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工商业已经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经济生活。反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点诘难，他们认为，在秦汉时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很薄弱、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各地方的人们是不会有共同经济生活的 双方分歧四：关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范文澜认为“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它包括“祖宗崇拜与孝道”；反方认为秦汉以来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存在着和逐渐发展着的，但“祖宗崇拜与孝道”却是宗法封建思想表现，不是全民所有的 双方分歧五：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定时空限制，即“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范文澜对这一限制无法否定和质疑，所以在承认的前提下，得出“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这样一个稍显拗口的结论；反对者认为据此条件完全可以认为秦汉时期的汉族是“部族”，即介于部落和民族之间，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汉族成为“民族”要等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或者干脆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了 上述理论分歧，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及相关判断，似乎都有道理，那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斯大林定义本身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知道，对于任何思想理论的认知都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必须从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论证的双方对斯大林定义本身的特定指向性的误读、误判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斯大林定义的解析来说明问题的所在 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共同长期以来被理论